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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发布的2014年经济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收入基尼系数为0.469，实现了“六连降”。这一系数主要反映不同社会群体，对财富占有的集中程度。其数值分布于0-1之间，越高表示收入分配越不公平，社会成员贫富差距越大。从国际来看，警戒线一般设在0.4左右。应当说，“六连降”来之不易，是宏观调控更注重质量与结构的结果，但绝对值上评判，两极分化的现状仍然令人揪心。
城乡之间、区域之间、行业之间，尤其是有产者与普通劳动者之间，大家对贫富分化的表现形式，较为熟悉，没有太多的分歧。目前争议的焦点是，分化的形成原因，究竟何在？是城乡二元结构的制约，还是区域与产业结构的不平衡，是贪腐、寻租导致的利益固化，还是资产价格带来的马太效应？搞不清楚背后的成因，就无法缩小基尼系数、实现“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决定分配。一定的分配关系，最终是由生产关系所决定。私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资本与劳动存在完全的对立和剥削，贫富的分化无可避免；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以按劳分配为主要方式，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贫富的分化可以有效控制。但在实践中，一些私有化程度比我们高的经济体，反倒取得了更低的基尼系数，原因何在？
原来，经典理论假定的是，其他条件相对不变，只进行所有制层面的比较，方可成立。然而，各国的发展阶段、自然禀赋、法治程度，差异非常大。譬如尚处于转型之中的中国，市场经济的法治化程度不高，官商勾结、权钱交易，破坏了市场的公平规则，也加剧了分配不公，劳动者的收入被“二次虹吸”进了腐败分子的腰包。因此，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一“砖”，就在市场经济的法治化。
理想中的法治经济，市场主体公平竞争，政府部门尽职裁判，似乎符合一些人“各尽其能”的分配观。但是，企业家不是慈善家，利润最大化是在商言商的必然选择，相比资本的收入份额，劳动的收入份额总会“慢半拍”。这就要求政府部门拿起税收的杠杆，高收入者、特别是大量房产与资产的囤积者，要照章纳税，通过转移支付，还利于普通劳动者。这是缩小收入差距的第二块“砖”。
这两步，资本主义国家都走过，很多政策手段比我们还娴熟，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借鉴。反过来，如何能在这个敏感问题上，更多体现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另一块有分量的“砖”，是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相对资方，劳方似乎天然少些谈判权，比如对农民工工资的拖欠，最低工资制度的名存实亡，工资集体协商的形同虚设。这些，需要代表工人利益的工会等非政府组织，有所作为。
再进一步，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公有制、国有企业应当有更多更见效的责任担当。有最新研究显示，世界上最富有的1%人口占有全球48%的财富，紧随其后的19%富人控制着余下46%的财富。哪怕前边几步都认真走好，基尼系数的下降想必也有限。“所有制问题是运动的基本问题”，解决贫富差距的治本之“砖”，最终还得到所有制层面去寻找。
可以说，这是我们最强的信心，也是最痛的痛点。当前的国企改革，包括对高管严苛的“限薪令”，对利润上缴比例的提高，起到了均贫富的作用，可是与群众的期望相比较，还是存在不小的差距。有的企业贪腐严重，动辄窝案、巨贪，公帑沦为私人的提款机，有的企业挟垄断之威与民争利，思淫逸、倡奢靡，收入压下一丁点便哭爹喊娘，非但未成收入差距的紧致霜，反而成了膨化剂。
对此，必须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一方面给国企戴上紧箍咒，规范内部的收入分配，超额利润则由全民共享。另一方面，则要通过混合所有制改革，努力把非公经济的活力、竞争力，公有制经济的公平性，有机结合起来，让劳动者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获得更多工资福利，更多的初次分配。只有将“共和国长子”从保温箱里拉出来，经风雨、见彩虹，荫庇全民，才是社会主义中国真正地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的根本出路。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差距过大，同样也不是。共同富裕，是共产党人的社会理想，是中国梦最本质的底色。只要有耐心、有决心，一步一步走下去，一砖一砖堵下去，贫富分化的窟窿定会控制在合理的区间。（文/周人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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