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着复杂而艰巨的通缩挑战。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1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增幅跌破1%，仅为0.8%，PPI（生产价格指数）为-4.3%，不仅远低于市场预期的-3.7%，更是连续35个月负增长。中国经济面临着较大的通缩压力，但通缩仅仅是一个表象，其背后的经济转型的困境更值得高度重视。
通过数据分析发现，1月份CPI较去年12月回落0.7个百分点，即便扣除春节因素，CPI的环比仍然为负；而上游领域中，PPI已经连续35个月负增长。为了对冲价格总水平下行和经济下行压力，央行已经在去年和今年连续“降息、降准”，但仍未能有效缓解通缩压力，特别是在全球总体流动性比较充裕，多国继续实施量化宽松政策的大背景下，这种状况的出现确实需要探寻更深层次的原因。
当前，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低于预期，产出缺口依然保持高位，一些国家仍然在消化包括高负债、高失业率在内的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同时，由于劳动力人口老龄化、劳动生产率的缓慢增长，全球经济潜在增速与价格总水平都在下降。根据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数据，在1990-2013年之间，全球通胀率平均为11%；而2014年，该数值预计为3.9%，其中低通胀率的发达经济体，1990-2013年之间年均通胀率为2.3%，2014年仅为1.7%。因此，此轮通缩更带有全球普遍性特征，IMF更是在最新版的《全球经济展望》中将此视为全球经济复苏的最大威胁。
当前中国的通缩状况，首先来自于外部输入性因素。从价格传导链条看，大宗商品繁荣周期趋于结束引发一系列价格危机。今年以来，由于供过于求拖累价格，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下跌5%左右，这也是2011年大宗商品价格达到峰值后连续第三年出现下滑。特别是在全球能源供应过剩和“三国杀”式国际博弈中，国际油价更是油价自由落体式的下落，而这种下跌势头在2015年仍将延续。由于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大国，2014年石油进口占到GDP的2.4%，本次国际原油价格自去年7月以来下跌幅度已经超过了50%，石油价格的下跌带来进口成本下降和“上游”价格的下跌。
其次，是美元走强因素。当前全球大宗商品价格都以美元计价，美元升值周期与大宗商品价格明显形成负相关关系。美联储货币政策回归正常的过程中，美元升值效应将通过“进口-购进价格-PPI-CPI”的渠道影响价格总水平，从而可能会加剧未来一段时间的通缩压力。事实上，在1980-1985年和1995-2001年的两轮美元升值周期中，也出现过类似的情形，即同样是经济从萎缩逐渐恢复，进入重新增长区间，同时美元、美债收益率双双回升，通货紧缩持续较长时间。
而更重要的是，中国经济的内部因素，主要是去产能、去杠杆的巨大压力。“去杠杆”与“去产能”是中国经济迈不过去的两道坎。一方面，我国目前约有30%-40%的制造业企业产能利用率低于75%，不仅钢铁、汽车、纺织等传统产业，就连风电设备、多晶硅等部分新兴产业也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工业落后产能占比达到15%-20%。即使制造业增速恢复到历史平均水平，相关行业的过剩产能仍然无法消化，淘汰落后产能任务艰巨。
而另一方面，居民、企业都在被动“去杠杆”。特别是实体企业部门，近两年面临着市场出清的严峻挑战。数据显示，2005年至2012年，我国非金融部门（居民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债务占GDP比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债务总额由25.8万亿元上升至91.6万亿元，杠杆率由139.3%上升至176.3%，累计上升约37个百分点。其中，非金融企业部门的问题尤为突出。根据社科院金融所的研究报告，截至2012年底，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在65万亿元左右，相当于GDP的125%左右，远远高于发达国家企业债务50%-70%的平均水平。而2013-2014年随着宏观经济下行和有效需求不足，企业部门负债率进一步上升，“去杠杆化”与“去产能化”双重压力导致PPI持续低迷。
由此可见，当前中国经济通缩并非是“货币”概念，更不能指望宽松的货币政策能够根本解决。通缩只是一个表象，而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恰恰折射中国经济转型的困境，涉及到未来中国经济该如何通过结构性改革和创新，来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与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张茉楠，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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