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电视剧《法网狙击》中有个情节，男主人公提到说，东江水是香港人真金白银从内地买来的，而且很贵！
2015年，香港将和广东商签新的三年供水协议。围绕内地供港的东江水，香港市井社会和部分立法会人士反弹声浪有所升高，大致来说就是嫌贵了。他们抽出算盘仔细拨打一番，有两个声音凸显了出来，一个是“暴利说”，一个是“浪费说”。
有无暴利，谁在浪费？
据港媒报道，“暴利说”认为，内地供港水质低价格高，供水公司暴利敛财。有人举出水价远高于马来西亚卖给新加坡的例子，有人举出澳门更便宜的例子。那意思是香港当了冤大头。
且不说新马作为国家间事例跟香港内地有无可比性，就事论事从经济成本来讲，不同地域水价自然就不同。比如源头不同，水管长度、地理环境不同，管理及运输成本不一样，价钱也不可一概而论。再考虑到人民币对港元升值因素，那些坚持“暴利说”的人可曾考虑过？
除了利润上算经济账，也有香港市民质疑，由于供港水过剩，大量花钱购买的饮用水被人为排入大海浪费掉了。的确，1997年金融危机后，香港用水量下降，加上当时香港降雨充沛，山塘水坝储水充足，甚至出现满溢后向海里排水的情况，被认为是“倒钱下海”的败家之举，谩骂声延续至今。
“倒钱下海”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部分香港人不解甚至埋怨，我们自己用不了那么多水，干嘛内地还要强卖过来？
是内地图财强买强卖吗？事实是，东江水大量供港，并不是广东省自己饮用水多到用不完而想方设法换钞票。恰恰相反，粤省多处地方一直缺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用水量激增，加上环境污染，水源自用都紧张，当水贩子有何意义？
而另一方面，港人在补贴的情况下，用水价比深圳还要低。据媒体透露，由于东江水供过于求，致使香港社会缺少足够的节约意识。统计数据显示，香港人均日用水量逾二十二升，港人平均每天冲凉使用花洒时间长达十八分钟，明显用水过度。由于更换老化水管进度缓慢，每年约有两成多的水因水管爆裂而渗入地下，加上全港尚有不少地区使用饮用水冲厕，又浪费约一成资源。
这笔账，又该怎么算？
缺水历史与兜底艺术
或许有人要问，与其供过于求白白浪费掉了，香港特区政府为何不谋求减少购买数量？有人甚至想当然地认为，是内地在从中作梗。
这事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那就是香港当年的缺水历史，以及香港保障民生资源的兜底艺术。
众所周知，饮用水从来不是简单的商品，而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民生资源，在保障上一点都马虎不得。水资源的一大特点，恰恰是保障的稳定性不足，旱涝丰枯很大程度上要看老天爷的脸色行事。尤其是像香港这个地方，饮用水很难自给自足，问题就更为突出。
所以当年港英当局承接东江水的时候，算的就不仅是经济账。
1963年，香港遭遇百年一遇的大旱，4天才能供水一次，每次供水仅4个小时，300多万人生活陷于困境。可能那次干旱给香港的社会治理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面对滚滚而来的东江水，港英当局采取了兜底艺术，即采用统包总额，按照香港社会每年的用水上限来购买，内地收了钱，就必须把香港的份额雷打不动地给予保留，就像银行随时等待客户来兑现一样。
直到如今，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还表示，这个上限，是按照百年一遇的干旱用水量来算的。言外之意是，宁滥勿缺。
针对浪费现象，有立法会议员建议从统包总额转用单位计算，按实际用水量付费。这个建议有利，也有弊。问题是，若遇到干旱年份，内地就难以算出该预留给香港多少份额，到时香港要与其他广东省城市竞争水资源，可能会引起供应不稳。这，正是香港政府最为担心的。
经济账，民生账，还是政治账？
从港英当局到如今的特区政府，基于民生都有笔用水的政治账。而内地，更是一直把东江供水作为“政治任务”来看待。内地供港用水公司负责人就表示，即便深圳、东莞缺水，我们也要保证香港每年的额定供水量分毫不少。
在内地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这是非常不容易的。
上世纪后半叶，香港经济逐渐起步并进入高速发展期，经济尤其是工业对水的需求量也逐渐增大。随后香港工业北移，加上人口出生率低，饮用水增长需求放缓。
而内地情况正好相反，由于成为世界工厂，对水资源需求急增。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东江水供港不但没有减少，而且处处以港为先，粤省内处处要水，也要先完成“政治任务”，确保香港不缺水。
所以东江供水，看似是粤港两地的经济账，其实是不可或缺的民生账。而内地，更是拔到惠港民生的政治账高度来对待。而错位的是，随着社会变迁和两地发展差异，久别缺水之苦的香港社会，开始把眼睛仅仅盯在了经济账目上。
跳脱来看，香港民生的哪一方面离得开内地？无论是水、电，还是菜、肉、蛋等生活必需品。网上要香港从东南亚引水的观点，更多是一种天方夜谭式的气话而已。说来说去，供水矛盾，不过是内地与香港社会发展不均衡带来的必然现象，是各种资源调配矛盾的一个缩影而已。
比如，针对香港社会限制自由行的呼声，内地网上就有舆论要求减少对港供水及供菜。以此来看，东港供水，显然被不合时宜地另类政治化了。而供水矛盾如同自由行、“奶粉限购”、“双非赴港”一样，虽然是内地和香港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现象，但同样有磨合的阵痛，同样需要比“一国两制”的宏大叙事更为细腻周到的化解手腕与政治智慧。无论是对于需要饮水思源的香港社会，还是有些忿忿不平的内地社会，或许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找到化解东江供水矛盾的具体答案了。（文/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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