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4日，在全国人大的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傅莹特意提到了一个法，《立法法》。这什么法？听名字挺奇怪的。对于立法还有法律规定吗？
可别小看这个法，去年十八届四中全会确立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后，怎样规范立法，是非常基础的工作。那么这部法，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影响？对规范地方政府有什么用？政府还能随意搞车辆限行、房产限购吗？燃油税还能一纸文件下来说涨就涨吗？NO，以后这些都要规范起来，政府办事，可不能像以前任性啦。
2015年的两会，审议立法法修正案（草案）被列入本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重要议程之一，可以预期在两周后顺利通过中国《立法法》修订版。
岛叔要提请诸位读者注意，不要忽视这条信息，这是本届全国人大首次在代表大会层面来审议法律草案，近三千名审议投票者哦，不可谓不隆重。在我国，不是所有的法，都可以郑重地端上两会来研究决定的啦！立法法是规范所有立法行为的法。立法权是一项重要的国家权力，“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立法权需要法律规范与约束。2015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头一年，《立法法》的修改显得格外重要。
别看法律一箩筐，其实立法多了，打架在所难免。
比如，宪法和其他有关法律对立法权限的划分、立法程序、法律解释等问题都有框架式的泛泛原则规定，但宪法对立法权限的划分不够具体明确，导致有些法规、规章与法律相矛盾抵触或者法规、规章之间相互冲突“打架”。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呢？
有的借立法“扩权”：起草和制定法规规章时片面强化、扩大部门的权力，为本部门、本系统带来不应当有的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有的还超越职权，擅自解释法律、法规，或者搞地方“山头主义”各搞各的“土政策”。这些问题损害国家法制的统一和尊严，也严重地影响到正确执法。所以，别吵啦，咱们定个游戏规则怎么样？任何法律法规的出台，总要有个规矩吧，你总不能想立法就立法，背后都是部门利益的小九九。所以，制定《立法法》呼声高涨。
2000年的3月，世界首部冠以“立法法”的专门法律在中国诞生。《立法法》的根本宗旨是健全立法制度规范立法活动，是全面实施依法治国战略方针的前提与基础。调整重心有两大方面：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的制定、修改和废止（俗称“立改废”）；国务院部门规章和地方政府规章的立改废。
这部法律有将近一百条，一万余字，篇幅不小，岛叔担心读者们有足够的耐心卒读其文本呢。由于事关国家立法权这一重大问题，《立法法》成为最重要的宪法性法律之一，是法律考试的“恒重点”，一直牵动着法科学生以及政法工作者的关注。
不但如此，《立法法》也关系到每位公民的日常生活。你可曾想到，市政府突然发布限购（房、车牌）令，油价“任性”加税，“同命不同价”，诸多街头巷尾热议纷纷的话题，其实都可循照《立法法》找到问题解决的法治化方案。
《立法法》施行十五年，为立法活动基本树立了“规矩”，成绩多多，但问题仍然存在甚至“严重”，立法的部门化倾向、立法粗糙现象未得到根本性扭转。
岛叔研习法律多年，尽管失望气馁过，但“法治梦”还是坚定而沉醉的。
通观中国当前立法的“痼疾”，主要在于以下四端：
一、立法的民主性问题。立法未能充分反映民意，公众参与立法的途径和方式均受到诸多限制。“部门立法”现象未根本改观。
二是立法的科学性问题。从立法计划编制到起草、论证、审议，到法律的颁布、编纂、修改等各个阶段都存在专业性、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三是改革与立法的关系处理问题。改革突破现行法律造成改革于法无据，改革先行、修法滞后的问题还比较普遍。
四党的领导与立法加强的关系问题。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尚缺乏原则和体制机制保障。
但法律修改太理想化行不通啊，只能汇集问题，阶段性一揽子解决。所以岛叔想到了几招：
第一，改进立法方式。现在的法律制度起草多是以某些相关部门主导，所以难免在里面“杂点私货”进去，这也算是种变相的“权力腐败”吧。所以要解决这问题，就要拓展人民参与立法的途径，破除立法部门主义，消除部门利益，实现立法民主化。具体说起来，可以扩大老百姓的有序参与，通过专家论证、公开征询立法项目、委托无利害关系第三方草拟法律法规草案等方式，完善立法听证、论证和公开征求意见制度。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要学会“凡事多商量”。
第二，提升立法的科学性。这个世界变化这么快，法律总不能老停滞不前。所以，法律的身段也要灵活，不要大而化之、“宜粗不宜细”。对于那些新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应当及时制定相关的法律规范；对于那些实践证明不适宜的法律规范，应当及时修改；对于那些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法律规范，则应当及时废止。这是科学立法的问题，岛叔就不罗嗦啦。
第三，改革与法治的关系。要做到改革于法有据，改革与修法同步。今天我们进行的改革，既有政策的变革，更有法制的改革。为了推进改革，需要对相关立法拿出实打实的“立改废”举措来，切实做到重大改革于法有据。
第四，加强和改善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在立法的具体程序中，若出现重大的立法分歧意见，应当在立法程序中解决，党委不宜从中协调定案。党对立法工作的领导应当是组织领导、政策领导和思想领导，不具体介入立法项目和技术细节，既然说党也要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这就是体现啊。
梳理前两次人大常委会审议的情况，新《立法法》会在以下方面带来新变化。
之一：地方立法权的城市“扩容”。
把以前仅有49个“较大的市”独享的地方立法权下放给全国所有282个“设区的市”。再通俗点说，就是全国所有地级市均获得地方立法权。我国地区南北东西差异很大，一刀切不行，所以要对城市管理等方面立法权的“下放”，有利于地方发挥主动性、积极性。
之二：部门规章不得设定限制公民权利的规范。
当前存量的诸多地方性管理规定，凡是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问题，比如车牌限购、房产限购，不可以单由政府说了算，而务必经过地方性的人大立法。也就是说，车辆号牌限购、房产限购等政策“一夜出炉”将面临“民意博弈”以及地方国家权力机关的合法性审查“掂量”。
之三：税收基本制度只能由法律规定。
长期以来，我国税收规定执行中存在标准不规范等问题。税收本来是全国人大专有立法权。但很长一段时间，全国人大基于某些理由长期授权国务院来制定相关立法。今后新《立法法》明确“税收法定”原则，意味着国家征税要通过立法机关、通过明确的法律规定来征收。这样就不会出现前不久，财政部和税务总局突然下个红头文件，燃油税说涨就涨的事情了。
之四：为授权立法设“时限”，一般不超5年。
我国立法法规定了当全国人大立法条件不成熟时，有些重要的法律可以通过授权来解决实际问题。但授权到底期限是多少年呢？就像借钱以前，总不能向人大借了权就不打算还了吧。
新《立法法》将载明，授权决定应明确授权的目的、事项、范围、期限、被授权机关实施授权决定的方式和应当遵循的原则等，同时规定“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5年，但是授权的决定另有规定的除外”。在岛叔看来，授权开展地方“实验”，总有个截止日期。无限制的授权等于立法权的大权旁落。
所以，《立法法》修订，看起来离我们的生活挺远，其实是所有在法律底下改革的基础，非常重要呢。
文/南郭吹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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