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
今天，新加坡民众在春雨中，送别李光耀。对于中国来说，李光耀是一个复杂的人物。他一辈子都在反共，但又跟新中国的几代领导人保持了良好的私人关系。他巧妙地在中美等大国之间寻求微妙的平衡，为自己的国家拓展发展空间。他也在周边的邻国间，纵横捭阖，严防某些国家与中国过于亲密，给中国的南下战略设障碍。但另一方面，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新加坡的确扮演了中国和世界接触的重要中间人角色，也给中国的发展以不少资金和智力支持。
从这点来说，李光耀堪称“政治平衡术”的大师。
作为一个以港口立身的城市国家，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能够成为世界大国俱乐部的座上宾，已经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了。无论国内怎样炒作他的华人血统，他的所作所为都毫无疑问证明，他是坚定的新加坡利益捍卫者。为此，他积极支持美国的“重返亚太战略”，在中国与南亚国家的克拉运河、中缅港口、油气管道等重大战略项目中，少不了新加坡搅局的身影。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应该感谢这么一个老朋友，也是一个强大的竞争者。今天，世界送别李光耀，但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和战略布局，将影响深远。
不管是热爱还是厌恶李光耀的人都得承认，新加坡确实进步惊人，从一个发展中地区跃升为世界人均GDP最前列的国家之一（2013年按汇率法排名世界第9位），在大国之间也游刃有余。这让他获得了巨大的世界性声誉，“新加坡国父”“小国家里的世界级政治家”等等光环照耀了他的后半生，但作为政治家，鲜有能盖棺定论者，李光耀也不例外。
中国民间难定论
李光耀在中国得到过特殊的礼遇和重视。尽管冷战期间分属对立阵营、建交晚至1990年，但中新之间有着特殊的血缘文化联系，中国怀着最大的诚意，学习新加坡的发展与治理经验。
在特殊历史时期，只有李光耀敢于公开支持中共；然而在非典时期，新加坡方面又高调地“落井下石”，令人大跌眼镜。
同时如观察者网专栏作者岳峙所言，“进入21世纪后，……南海问题上的争议日益突出，新加坡对中国的态度也开始越来越‘两面派’。……极力鼓动美国‘重回亚太’……寄希望于印度……制衡中国。”这固然是“新加坡这个‘弹丸小国’不得已的选择”，但在中国民间、网上引起反弹，也在情理之中。
这些微妙的变化，不能脱离具体的国际政治环境去看；可毋庸置疑的是，随着中国对自身道路越来越自信，正如李光耀自己承认的，中国领导人早就不再向他“咨询意见”了。
新加坡目前仍是对中国大陆最大的投资国。苏州工业园区就是中新合作的产物。许多曾在园区工作的领导、员工都认为，李光耀做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但园区建成之初，历经坎坷——在新方管理期间，长期严重亏损，引入投资寥寥，1997年甚至打算撤资，时任苏州市市长陈德铭（后任商务部部长）亲赴新加坡游说，才成功挽留。
虽有这样的波折，说贡献“难以磨灭”并不为过。毕竟万事开头难，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中，新方存在本身就已是最大的支持。
在文化层面，中国人对新加坡或许同样感情复杂。李光耀以英语为官方语言，虽然鼓励双语教育，但对当地维持了数百年的中国文化血缘不可能毫无影响。另一方面，又早早推行简体字，使新加坡成为网友针对“繁体党”的“打脸利器”。
新加坡的陈年往事
中国人看李光耀毕竟隔了一层，但新加坡人对他恐怕也难言定论。虽然国葬上必定哀荣备至，现在也聚集了很多排队缅怀的民众，可许多历史片段经过发酵后，或许仍会影响未来部分新加坡人对李光耀的判断。
李光耀凭借为新加坡左翼社运担任辩护律师，严厉批判《内安法》在政坛上崭露头角，后来却用《内安法》逮捕几乎所有政治反对派，并不经任何审讯将他们长期囚禁。时任新加坡国会议员、后被囚禁长达19年的林福寿医生说：连希特勒在国会纵火案后，还不得不给了季米特洛夫们受审的机会，但李光耀连这点门面都懒得装。
关于《内安法》最吊诡的案件是，1987年，他以“危险的马克思主义者”之名，依该法逮捕了22名天主教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组织的社会工作者。愿意为这些人充当辩护律师，曾经担任过新加坡副总检察长、时任新加坡律师公会主席的萧添寿也被一并以《内安法》逮捕。后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压力下，萧得以获释，但他仍然因为一系列突如其来的商业和刑事调查，被迫出逃北美。
李光耀以激进独立派形象并与左翼社运联合，赢得选举出任自治领总理，随即迅速与英国秘谈，违背多数新加坡时人意愿，放弃独立加入马来西亚。
他声称厌恶“列宁主义的领袖集权”，但创立的人民行动党，党章不但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拥有绝对权力，而且把党员分为普通党员和干部党员，只有中央执行委员会能挑选干部党员，而又只有干部党员才能选举中央执行委员会。又由他长期担任的秘书长单独决定谁出任内阁要职，谁只能担任后座议员。这种源于罗马天主教会教皇-枢机主教互选互任的制度，可以说连现代民主的表皮都没有。
李光耀在做决策时，肯定经过深思熟虑，有充分的理由，但这些行为依然很容易被形容成“政治变色龙”。新加坡过去如果鲜有人敢提，今后却可能对现行政治体制颇有杀伤力。
新加坡普通人如何面对未来
说李光耀“铁腕”也好，讲他“变色龙”也罢，新加坡的经济奇迹确实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自己也从来毫不隐晦地表示，如果没有他的领导，新加坡就不可能有今日的繁荣富庶。但这一点在未来也可能会有所动摇。
我们分析1960-1990年，也就是李光耀以总理身份直接执政时期，香港和新加坡的GDP历年数据统计可见，在这30年里，香港即使没有李光耀，也以略低的起点反超了新加坡（1960年香港人均405美元，新加坡428美元；1990年香港人均13486美元，新加坡12766美元）。作为同在东亚地区、同为自由港的城市型经济体，香港的发展史或许会被人用来动摇李光耀的“不可或缺性”。
因为香港和新加坡至少在上世纪90年代以前，出现经济奇迹的理由极为类似。在二战后全球贸易兴起的大背景下，它们均占据了关键的、难以替代的贸易地理位置；周围广大的经济腹地由于种种原因，都在相当程度上依赖其提供各种转口和金融服务；以及主要居民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工作勤勉。而且，新加坡由于独立前是英国在整个远东的势力中心，还有修造船业等一定的工业基础。
当然，必须承认李光耀领导下的新加坡，在经济发展上非常成功，还要面对比香港远为险峻的周边环境。而且，在李光耀“资政”下的新加坡也没有犯什么错误，之后又成功把香港甩在身后。
对于普通新加坡人而言，或许更关注当下。人均GDP数据上看不错，但新加坡是典型的收入差距极大的社会。根据新加坡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新加坡居民人均月工资收入是3142新元，其中收入最高的10%人均月收入达到11552新元，而最低10%居民人均月收入仅440新元。
新加坡的“组屋”常常为人津津乐道，但该国整体而言，依然没有多少福利保障。中央公积金本质上是强制储蓄，而非“福利”，不能很好地体现社会保障的公平性、互济性。虽然有人赞叹新加坡老人也能焕发活力，但七十岁以上老人往往是出于生计才无法退休，而且这在新加坡司空见惯。2012年一位80高龄的本地老人在做清洁工时猝死曾经引发社会轰动，但之后仍然是不了了之，人民行动党政府依旧毫无改变的意愿。
其实早在李光耀2011年宣布退出内阁正式引退二线之前，已经有人公开表示，新加坡的现有模式看似是由严密的法律和规则支撑的，也得到了大多数新加坡人长期的认同，但根本上其实是完全依赖于强势领袖个人的压力，所以在李光耀身后很难继续长期维持。如果只是一般人如此声称，以李光耀和人民行动党自居精英的骄傲，恐怕连理都懒得多理。但这么说的代表人物是大名鼎鼎的萨缪尔·亨廷顿，公认的西方顶级政治和战略学者，推测的份量自然就沉甸甸了。
而且事实似乎也正在印证亨廷顿之前的预言，甚至在李光耀去世前，这股浪潮就已经不像过去那么容易压制了。2011年新加坡国会选举虽然依然在严密控制之下，但人民行动党还是遭到了1963年以来的最大挫折。而连新加坡媒体也承认，原因之一就是李光耀在选举前几天，再度习惯性的放言威胁选民，屡试不爽的招数这次却引发了强烈的反弹。数月后的总统选举，人民行动党中意的人选更仅以极微弱的相对优势涉险过关，首次失去了绝对多数。
去年李显龙在接受一家中国媒体（《新世纪》周刊）采访时，第一次公开表示“相信李氏家族不会再出现第三位总理”。虽然这并不是正式的承诺，但实际政治意义与“江南案”后，蒋经国表示不会再将“总统”职位传给第三代也相差无几。在失去绝对权力的保护伞后，蒋家父子在台经营数十年的神话被迅速打破。对普通人而言更为糟糕的是，台湾的政治走向也历经波折，经济大不如前，甚至工资常年停滞。所有这些当代人还都历历在目。
李光耀去世后，新加坡目前一切如常，但未来风险犹存。以全球之赞誉对李光耀过度褒扬，无助于新加坡解决现有的问题，反而有可能在负面的历史和现实切片发酵时，引发更猛烈地反弹。但抓住个别历史细节草率批评，或在变革时放任民粹主义，则可能令新加坡陷入不必要的混乱。盖棺而不定论，或许今日之后，才是最考验新加坡人政治智慧的时代。
（文源：观察者网，作者：财经专家魏峰）
责编：牛宁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