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从来都不曾缺乏对未来中国经济的猜想。这个国家在半个多世纪前还是非常落后的农业国，如今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它的未来又会怎样引发了持久的巨大争议。
在这个巨大争议形成的谜团中，唱衰中国经济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类似“中国经济即将崩溃”的论调已经被过往的诸多实践彻底否定了。当然，它被否定，继而暂时消失并不意味着彻底消亡，它会配合着某些不好看的数据和政治需要在适当的时机得以重出江湖。
当经济新常态飘然而至，中国经济数据比以往有所“逊色”，那么形成新一轮“中国崩溃论”滋长的环境也就渐渐成形。这一次，领衔的并不是那位炒作“中国崩溃论”出名却又不入流的章家敦先生，而是不久前还受到中国学界推崇的美国中国问题专家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
沈大伟在3月6日《华尔街日报》刊载的《中国即将崩溃》（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一文中，列举了中国即将崩溃的五大理由，其中有一条就是涉及经济的。他认为，中国经济陷入了系统性陷阱。十八届三中全会推出的改革方案，到目前为止只听到雷声看不见雨点，这些宏伟目标已经胎死腹中。而根深蒂固的利益集团正在阻挡改革的实施。
如果没有文前标注的日期和有关中国的字眼，这段对中国经济的描述似乎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经济处于凋敝状态的苏联有着更高的契合度。的确，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着一些新的问题，但如果说中国经济年均7%的增长还面临着崩溃的风险，那么那些经济接近零增长或者出现负增长的国家怎么办呢？一切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将无法解释这里包含的因果关系。
可能的情况是，沈大伟在这段话中暗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政绩合法性在经济增长不彰之时无法维持的论断。不过，事实上，中国老百姓感受的与沈大伟所说的却有很大差距。如果沈文不是故意而为，那么这种差距主要来自于沈对中国的认知出现了逻辑上的偏差。
沈对中国经济的宏观性描述缺乏更多微观层面上的印证。或许指出一些诸如债务违约或者房地产泡沫或者利益集团阻碍改革这样的例子并非难事，但中国区域辽阔，具有巨大的回旋余地，个别事件上爆发的风险和阻滞很快在更广的空间得以稀释。而对中国普通人来说，更关注的是收入和物价水平。而这两项在过去数年间并没有成为民意的焦点，城市最低工资标准在不少省份已经翻倍，另外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
世界已经习惯于前些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不过需要注意的是，那时的高速增长有很大一块来自欧美庞大的外部需求，它激发了中国日益扩张的产能，进而带动了其它新型市场的初级产品的供给。这样的关系最终形成了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共同繁荣的景象。然而，当这些靠过度借债的需求因资金链断裂而迅速萎缩之时，中国经济也自然受到了很大影响。
正如沈大伟那本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收缩与调试》一书书名一样，中国经济增长这几年正经历着收缩与调试，在少了巨大的外部需求之后，寻找着新的合适定位，这个结果就是新常态。
新常态带来的最重要的变化就是转变了中国经济发展的理念和思路。无论是政府这几年来推行的简政放权，还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所倡导的“互联网+”概念，都会进一步刺激中国的创新驱动力，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奠定新的基础。
中国经济新常态还为陷入“新平庸”的世界创造新的需求。人们看到了在博鳌亚洲论坛期间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这将为“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带来更多的投资和市场与合作机遇，带动世界经济增长。而迅速扩容的亚投行朋友圈也同样强化了这种预期。
以上所说的并不是为了证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就没有困难。事实上，今年以来的经济数据确实给宏观调控和结构调整带来了压力，但短期的压力并不会影响到长期的乐观。沈大伟对中国的描述反而显示出他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极度不适应。
（高望，资深媒体人，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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