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年轻人
讨论起岛内年轻人的慵惰，笔者认识的一个台湾朋友话里透着不满：“现在环境变好了，谁还会像老一辈那样艰苦打拼？我们是听着《旅行的意义》而不是《爱拼才会赢》长大的。”这或许是岛内年轻人普遍的成长轨迹和守成心态。
有人说，在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后，人们自然会去寻求精神层面的幸福感。所以，近年岛内流行的“小确幸”，也无可厚非。但一想到这一“教派”的大多数人，都希望拥抱的是享乐主义和消费精神，不外乎开一家咖啡店，三五好友经常聚一下，谈天说地，轻松挣钱，就觉得不踏实。生活岂能如此简单？似乎欠缺了什么。
前一阵有台湾杂志刊发了一篇报道，非常生猛，题目叫《大陆的勤奋潮会不会淹没台湾下一代》。在一片岁月静好的呢喃声中，文章的观点无疑刺耳许多，“相比大陆学生，台湾青年身上少有目标与野心”。在大陆雇佣年轻人发展得有声有色的郭台铭说话也不客气，曾怒其不争地批评“小确幸”：很多人不想闯荡、不求大发展，宁愿守着眼前拥有的过安逸的小日子，其实是在浪费台湾资源，非常可惜。
这几年，伴着“小确幸”一起流行起来的还有一个词——“22K”，本意是指年轻人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的最低收入，约合人民币4500块。如果放在大陆三线城市，或许衣食无忧。但对于生活在台湾特别是台北的年轻人，每月要考虑房租、交通费、伙食费和交际花销，这个收入可牢牢钉在“微薄”的水准线上。
不满和焦虑自然而然开始在年轻族群中弥漫。即使找一份超越22K的工作，大部分人依旧面对着的同样焦虑——我连台北地段一间50平方米的房都买不起，还让不让人活了？事实上，台湾经济进入“新平庸化”时代，产业升级的困难，经济发展的滞后，早年经济发展所形成的比较成熟的社会结构，正在扼杀着年轻人的上升空间。
一份来自台湾官方统计的资料显示，台湾20岁至24岁的青年失业率为整体失业率的3倍多。在青年之中，主要工作收入未满3万台币有高达123万人，占整体有工作收入青年的61.3％。
过去的15年，台湾整体薪资不升反降，不少青年无法负担学贷、房贷，甚至不敢结婚生子。身处社会高层的那些企业主们，却鲜有反思自己对人力资源的过度压榨，相反他们一边说着年轻人是扶不起来的“烂草莓”，一边放任产业竞争力缓慢流失。
明眼人说，引入鲶鱼效应，两岸签署服务贸易协议，不就是一招好棋吗？但抱歉，协议还在“立法院”带锁的抽屉里呼呼沉睡呢。何况，引入大陆的强势竞争力，带来的将是更加残酷的竞争。自然又回到文章开头的话题，岛内的年轻人，真准备好了吗？
有台商说，一回台湾，就怕看到台湾的小确幸，尤其怕看到台湾人下午没事就坐在咖啡馆，美其名曰“喝咖啡，聊是非”。大好时光，有多少事情可做？屁股沉沉泡咖啡厅的年轻人，聊起薪水自然是一百二十个不满意，但除了焦虑发发牢骚，办法不多，到最后杯中见底也终于释怀，不仅危机感随风而逝，“小确幸”的幸福感又随着灌进肚里的咖啡重新回味到了嘴里来，大家一起拍照留念，耶，这家咖啡馆添加的进口牛奶香味浓郁，不是盖的呦。
有人不客气地挖苦这种心态说，买不起房子，至少我们还买得起涨价后的高铁车票，到高雄去看黄色小鸭；买不起车，至少我们还招得起一辆晨间的出租车，在早上六点抵达木栅动物园看圆仔露脸；至少我们还有桃园，还有基隆──我们甚至还嘲笑基隆，嘲笑它作为“台湾最不幸福城市”的无力与卑微，彷佛我们真的过得比他们都好了。“自我感觉良好”几乎已成全台湾的通病。“我们要的不多，只要能养活2300万人就好了。”不仅年轻人，甚至全台都弥漫着这种小确幸思维。
个人追求小确幸还情有可原，如果整个社会都追求小确幸，并且以之为社会幸福的度量标准，那就不正常了。每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在追求幸福之际都无法抛弃对于社会与集体的责任，对于家国和历史的义务，这恰是社会人的意义所在。如果只希望得到小确幸，什么大理想都不敢谈、不愿谈，最后就什么确幸都得不到。因为一个只剩下小确幸的社会，或许可以在咖啡美食间获得愉悦温暖，但无法抵挡大时代的严峻现实。
“我们台湾就是酱紫”，因为有“一种温柔的力量”，就可以“慢慢地就像种一盆花一样，慢慢地让她开出花来”。台湾作家龙应台这段“花的姿态”，曾几何时被小确幸们视为生活的圣经。但见识过大江大海的龙女士，毕竟没有停留在小清新的理想上固步自封，且看她最新的谆谆教导，“台湾不能都以小确幸为志愿，否则不知道船要开到哪”。所以，那些循着“小确幸”描绘的未来，以穿起棉布长裙开咖啡馆，或者筑起临海民宿过小日子的信徒们，要不要再想想？（文/王大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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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书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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