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乙未年初夏来临之时，中美关系虽然总体发展稳定，但其中也带有些许寒意。无论是美国指责中国在南海的行为破坏了东南亚“风水”，还是王毅外长送克里一句“相信你是为合作，而不是为吵架而来”，都向外界展现了有别于去年中美元首“瀛台夜话”的历史场景。
在中美元首安纳伯格庄园会晤之后，两年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美好愿景在民间和政府层面上“不断重现”，也确实收获了不少成果，如在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达成了协议，又比如在“伊核”谈判上的中美国际合作。不过在战略层面，它能把两国塑造成真正的利益甚至命运“共同体”的道路依然漫长。
几个月前，美国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ough）明确表达自己对中国未来长期不看好甚至有“崩溃”可能的几大理由。在中国学者眼中，沈大伟所列的几点因素很大程度上是陈词滥调的无意义反复。而基于这个基础来谈中美关系，自然也无法继续下去。
不过，沈大伟的渐进型转向或者某种意义上的“出逃”，还是引发了学界不小震动，有更多的美国温和派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开始重新审视中美关系的基石，并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达了看法。
前些天，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教授兼中国研究系主任兰普顿(David M. Lampton)、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高级顾问柯白(Robert A. Kapp)、美国亚洲协会美中关系中心主任夏伟(Orville Schell)通过不同方式分别表示了对中美关系前景的忧虑，这可以称为“学者的忧虑”。
其中，兰普顿的观点很具有代表性。他认为，自从2010年左右开始，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中关系的临界点正在接近，“原本以积极为主的中美关系当中一些根本性的支持正在受到侵蚀”。
这些学者的忧虑其实又把中美关系带回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中美关系是否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或是有别于冷战的“新型对峙”？或者说日益加深的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是否能敌得过日益缩小的中美战略选择漏斗？
在理想状态下，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应呈现出这样一种稳定的特性，即美方的行为能使中国获得符合对美国既有认知和判断的信任感，并将延续到对未来美国行为的预期之中。反之亦然。然而在实践过程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落差要远大于当初人们的设想。
近几年来，中国在对外战略上的自信经常被欧美解读为偏离“韬光养晦”而变得“盛气凌人”。比如，中国倡议筹建金砖国家开发银行(BDB)以及亚洲基础设施开发银行(AIIB)受到广泛关注和欢迎，美国第一次感受到了其在战后主导建立的国际金融机制的根基正在动摇，并本能地加以反对。再比如，中国在南海岛礁上的正常的施工行为则被美国视为改变南海现状，破坏南海和谐之举。
对中方来说，美国并没有因为中国提出建设“中美新兴大国关系”，而对中国的善意做出更为积极的反馈。从东海到南海的一系列中国与邻国的领土争端中，美国无一例外选边站的行为，再联想到美国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就更加令人相信，美国从没有放弃过对中国的围堵和孤立。另外，美国在人权、西藏、新疆问题上的态度也无法让中国感到愉快。
尽管双方的沟通渠道畅通，“低级政治”领域的具体合作也卓有成效，但相互“不够信任”仍然是中美双边关系的最大难题。一方面，这来自于中美身份的过快转换。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由于国际格局的变化，中美对对方的身份出现过敌人、友好的非盟国、合作伙伴、竞争对手等界定，不一而足，仅仅这些就足以对人的认识和判断造成强大冲击；另一方面，这种“不信任”也来自于中国综合国力迅速提升而形成的中美两国心理调试的不适应，这最终构成了中国人如何看美国和美国人如何看中国的特殊性。
必须承认，稀释这种特殊性，甚至改变“不信任”的观念是个长期过程。一方面，中美对对方都应形成一个长期稳定的认知；另一方面，在具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双方应探索新的互相认可的处置之道，避免发生战略误判。相向而行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要形成共识并付诸行动，还需要两国艰苦的努力。
(高望，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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