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三年，中日财长重启对话，就“全球经济形势下的中日经济”所涉及的各项问题展开探讨。舆论认为，这次对话的意义远超经济层面，反映了两国高层缓和中日关系的政治决断，传达了两国关系触底反弹的重要信号。确实，经济是中日两国各自内政外交和两国关系的交集。在经济领域，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这是双方共识。正是基于这一共识，在经济方面，两国关系开始发生变化。
诉诸历史，上世纪50年代，中日签署了三次“民间贸易协定”。1960年，周恩来总理提出了中日贸易三原则：政府协定、民间合同、个别照顾。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特别在1978年《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后，中日关系渐趋“政热经热”。本世纪初小泉纯一郎执政后，由于持续参拜靖国神社，中日关系开始呈现“政冷经热”局面。2012年，日本政府对中国钓鱼岛实行所谓“国有化”后，中日关系进一步恶化并呈“政冷经冷”局面。但是，长期的经贸关系，使两国经济高度依存。以贸易为例，2014年两国贸易额为3124亿美元，占日本外贸总额的21%，占中国外贸总额的7.5%；日本对华出口占出口总额的23%，中国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5%。不难想象，“政冷经冷”若持续下去，对两国的经济发展特别是民生改善，将产生怎样的影响。
日本方面对改变“政冷经冷”有急迫需求。用《朝日新闻》的说法，“为日本企业在日益扩大的中国市场赚取利润创造良好的环境。”2014年，日本在华直接投资同比减少了38.8%，创25年最大跌幅。日方投资意愿未转化为投资行动，政治关系的恶化是不容否定的因素。日本是中国主要外资来源国，仅长三角地区，就有约20000家日资企业。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渐增之际，若日本在华投资持续缩减，日资企业陆续撤出，也将导致中日“双输”。
应该看到，日本民众是重视中日关系的。2013年12月26日，安倍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中国的强烈反对后，日本共同社实施的全国紧急电话舆论调查显示，69.8%受访者认为“有必要顾及外交关系”。须知，日本民意是阻遏安倍等在历史问题上妄言妄行的重要力量。6月5日，麻生太郎与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会谈时引用安倍的话表示“日本对二战进行了深刻的反省，将永远不会忽视对亚洲各国人民造成的苦难”，便是与日本民意诉求有关。
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深度转轨期,国际金融体系和秩序也正逐渐发生变化，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出资比，已升至第3位。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4月举行的G20央行行长、财长论坛发布的数据，亚洲年需基础设施投资超出7000亿美元。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是基于自身经济实力，为推动亚洲各国基础设施建设而做出的努力。3月31日，李克强总理在接受英国《金融时报》总编巴伯专访时指出，我们倡导建立这个银行不是要另起炉灶，而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一个补充。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5月21日宣布，今后5年将通过“亚洲开发银行”（简称“亚开行”）等机构，将日本对亚洲基础设施的投资从850亿美元增至1100亿美元，增加约3成，此举被日本媒体解读为“与中国抗衡”。即便如此，中国仍愿意通过这次财长会谈，为消除分歧，使中日两国在共同利益基础上,推动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这无疑是负责任的态度。因为，中日作为世界第二、第三大经济体，合作还是对抗，影响到绝不仅仅是两国经济。
必须强调，中日经济关系的变化，绝不意味中国在领土主权和历史认识等原则问题上的立场也随之发生转变。在这些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没有、也不会发生变化。面对错综复杂、受多重因素影响的中日关系，我们必须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坚持“变”与“不变”相结合。
（冯玮，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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