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胜利已经七十年了。七十年前，孱弱的中国在付出了伤亡3500万人的惨痛代价之后，最终战胜了日本军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贡献。
二战的胜利奠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地位。然而，中国领导人也很清醒地认识到百废待兴的中国距离世界强国仍然有非常大的差距，能对世界发挥作用的途径和能力都还相当有限，需要通过长时间的努力才能实现。
1956年11月，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了《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毛泽东写道，“再过四十五年，就是二千零一年，也就是进到二十一世纪的时候，中国的面目更要大变。中国将变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中国应当这样。因为中国是一个具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和六万万人口的国家，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而这种贡献，在过去一个长时期内，则是太少了。这使我们感到惭愧”。“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强烈地感染了一代中国人奋发图强，也成为今天讲述中国梦的初级版本。
邓小平则看得更为实际，他在上世纪90年代初曾指出，要真正扎扎实实地抓好经济建设，不要耽搁。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是无足轻重，是能够并且应该有所作为。邓小平的意思很清楚，首先要做好自己，发展自己，减少贫困人口，这其实就是对世界的巨大贡献。其次，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是能够发挥作用的。当时间又过了二十多年，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巨大的提升，“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则理所当然地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正是中国外交从“有所作为”到“奋发有为”转变的历史逻辑所在。
相比邓小平时代，当今中国就可以从世界的角度来思考“中国如何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个重大命题。一方面，可以用中国思路和成功经验为世界发展提供新的模式。中国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建立了诸如“先行试点，再次推广”的路径以及建立开发区和工业园区等招商引资的模式，这些都正在并积极向新兴市场国家以“本土化”的方式推广；另一方面，可以为世界提供“中国版”的公共产品。在这方面，中国已经积累了不少经验，从湄公河联合巡逻开始到建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再到“一带一路”的倡议，都是用中国智慧来破解和平与发展面临的具体问题和区域性难题，以后类似的案例会越来越多。
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让自己的民族心理更多地拥抱国际主义精神。长期以来，“受害者心态”一直主导着我们对外部世界的认知。这种心态在那个阶段是一种正常反应，无需指责。不过随着时间流逝，它已经妨碍我们更好地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一百多年的屈辱历史下产生的民族心理拥有很强的惯性，并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消失，在很多特定的环境下会场景重现，有些时候表现出自卑，有些时候又表现出自负。中国不是小国寡民，也并非小富即安，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担当，历史需要铭记，但民族心理更需要与时代匹配，随着中国的崛起而逐步成长。
“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是历史的选择。70年前，我们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已经做到了。那么70年后，我们会更有能力、更有机遇、更有想法地去实现它，这应当是一个升级版。
（高望，海外网专栏作者）
海外网评论频道原创，转载请注明来源海外网（www.haiwainet.cn），否则将追究法律责任。
责编：王书央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