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讲，G20的出现本身就意味着世界经济权力的变迁。这个由发达国家“八国集团”延伸而来的国际性高阶论坛，固然松散，却因成员国数量扩大，纳入更多发展中国家与新兴工业国家，而在世界人民面前展现出更广泛的代表性。
1999年，G20出现的基本动机是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类似“亚洲金融风暴”那样的经济危机。2008年，当美国次贷危机演变成国际性的经济危机时，G20峰会诞生。可以说，G20的前进步伐总是伴随着世界性的危机与挑战，背后隐含着的信息是，传统发达国家越来越无力独自应对国际性经济挑战，被迫越来越多地仰仗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的力量。
中国在G20中扮演的角色，以及越来越吃重的戏份，基本符合这一时代脉络。一开始，中国是G20的被动参与者，别人搭台，然后给其中一场唱戏的机会而已。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影响力的增强，G20开始越来越希望听到更多中国的声音。这种转变在2008年国际性金融危机困扰西方，而中国安然无恙之后更加明显。
长期以来，中国以其经济高速成长扮演全球经济增长引擎的角色，更是对G20经济体的经济成长有明显贡献。但是这种贡献在相当长时间里更多地表现为“量增”而非“质增”，“硬增”而非“软增”。这种贡献的局限性和隐含的焦虑无法忽视。
毕竟，近年来的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7%左右的中高速增长渐成常态，中国不可能长期依靠两位数的经济增长率来单调地充当G20经济增长的引擎。换句话说，在充当G20经济增长引擎之外，中国更需要扮演其他方面的积极角色。比如为G20贡献协商协作机制、贡献规则、贡献议程设置能力。中国需要从被动参与G20经济合作向主动参与、积极引导G20经济合作转变。
这种转变近年来渐渐展现成效。面对G20，中国有了更多经济增长之外的全方位论述，中国更加明白自己作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交流窗口的特殊作用；中国更加明白积极参与构建和改革国际经济规则、国际经济秩序也是履行大国责任的重要方面；中国更加明白，面对带有全球性的能源气候问题、经济政策协调问题和贸易问题，积极参与多边协商，积极参与和贡献力量是应该养成的习惯。
中国以上这些思维和行为方面的变化，和国内的经济社会改革其实是相辅相承的，例如中国经济从单纯注重经济增长率到重视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从粗放型经济增长到更加重视经济增长的质量；从高度重视硬件、数量到更加重视软件、规则、机制等软实力。这些国际与国内的侧面，都展现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转型和理念进步。
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这一经济转型、社会发展和理念进步给予了高度关注和肯定。从2014年APEC峰会在中国的成功举办，到2016年G20峰会将在中国举办，世界多国用最实际的表态证实了这一点。
2015年7月30日到8月1日在北京召开的G20智库论坛（2015），以“全球治理与开放型经济”为主题。与会发言嘉宾仍然不约而同地强调中国对G20的贡献和影响力。西班牙前首相萨帕特罗在开幕式中表示，中国智库近些年来相当活跃，在“一带一路”、G20领域体现出了极强的冲击力和影响力，这是中国正在主导全球进程的重要折射，这是一个伟大的进程，西班牙人愿意积极参与。国际商会主席、奥巴马总统经贸顾问麦格劳三世说，中国正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强大，越来越精彩，中国智库也正向世界发出讯号，告诉各国中国是如何做到这些的。
在7月30日的G20智库论坛（2015）开幕式上，与会者普遍认为，本届G20智库论坛是2016年中国G20峰会筹备的起点，标志着第一次由中国筹备的关于全球治理顶层设计的峰会正式拉开帷幕。中国在G20中这种巨大的角色变化，也是中国经历三十多年改革开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所取得的里程碑式的胜利。（文/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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