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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上最宏大的历史叙事之一，在这之前，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几次丧国危机，最后都无力化解，形成外族统治时代。抗战是中国在面临类似危机之际，反败为胜，绝境求生并在抗战中使中国跻身为世界大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等一连串叙事的载体。从国际权势角逐的大视野来看抗战，或许更能把握抗战的必胜性，即便是场惨胜。
一直以来，中华帝国是东亚体系的缔造者和维护者，而日本则从隋唐以来就开始扮演着这一体系的挑战者和破坏者的角色。由于实力的绝对悬殊，自唐到明的几次中日大交锋，均以日方惨败收场。而到清代以来，东亚体系开始受到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体系的冲击，中日均受波及。鸦片战争并没有实质改变东亚体系格局，但东亚体系进入了区域内大国与区域外大国共同竞争的不稳定格局。随着欧洲列强因欧洲事务而无力光顾或忽略亚洲事务，东亚体系又恢复为中日权势角逐、争夺主导权的竞争体系。此时的中国经洋务运动等一系列改良，从极度落后的封建国家开始转型升级，并在历史上第一次拥有了可以攻打和征服日本本土的海军实力；日本则经明治维新开始进入现代工业文明国家，中日之间的实力差距大为缩小，日本生存危机感大大高涨。甲午战争彻底消除了日本本土受外来攻击的隐患，并把权势角逐的战场开辟到他国国土上。
甲午战争导致了东亚体系向中日俄三个极的均势转换，但这一短暂的均势很快被打破。甲午战争十年后，中国任由中国本土成为日俄战争的战场，以消耗两强实力。本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消耗战争，很快成为日方大胜的终局，沙俄帝国的衰落导致曾经不可一世的沙俄帝国已经不再是日本的对手。日俄战争代表着日本自隋唐以来挑战中华帝国维持的东亚体系的阶段性成功，中华帝国进一步衰落，陷入内忧外患的亡国危机。
如果把八年抗战放到自甲午战争以来的东亚体系变局里，更能体察到抗战之胜的根源所在。判断一国之权势，不仅在于其军事与经济实力，还在于其国土、人口，更在于非物质构成的“软实力”，如政府意志、国民士气、社会认同。甲午惨败，并非败在军事与经济实力。“九一八”之后东北之GDP产出，甚至高于日本；而没有被唤醒和团结起来的国民与没有抗战到底的政府意志，才是国家权势的国际竞争中失败的主因。中国共产党唤醒民心并团结了国民党一致抗日，就从那一刻起，中国国家权势构成增添了重要的非物质构成，补偿其他物质性构成的不足，其综合实力扭转走高。八年抗战不仅打败了侵略者日本，收复国土，还使中国跃升为世界大国。抗战胜利后，通过国际战后安排，把侵略成性的日本牢牢系在和平体制上。
今天，已经在战后安排下的和平体制中获得巨额红利的日本，又开始恢复元气，在东亚体系中开始以独立一极自居，与中国争夺权势的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应牢记抗战必胜根源之国家斗志与国民团结，这才能在权势竞争中让日本不再有非份之想。应记否，当年《田中奏折》日本霸气四溢，源于东亚体系维护者中国涣散，导致日本“欲取世界，先灭华夏，欲灭华夏，先取东北”的战略野心的生成。
（和静钧，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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