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是巧合。10月27日，有关“阎肃逝世”的消息疯传网络并迅速反转的当天下午，一条权威发布当即落地——11月起正式实施的刑法修正案规定，在微信微博散布假信息，最高可获刑7年。
这是继2013年9月“两高”出台司法解释，规定“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数达到5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数达到500次以上”可以入刑之后，在现行刑法条款中新增的一款。
有意思的是，下月起实施的新法规，虽然获得了舆论的广泛支持，但新法规短短三五句话，依然有不少受众存在理解上的偏差。有网友埋怨说，是不是言论越收越紧？
解答这个疑惑，不如先仔细了解一下新法规。新法规定，编造虚假的险情、疫情、灾情、警情，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或者明知是上述虚假信息，故意在信息网络或者其他媒体上传播，严重扰乱社会秩序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3年以下7年以下有期徒刑。
很明显，新法规限定了编造虚假的恶意行为，限定了险情、疫情、灾情和警情的范围，也限定了故意传播、并且严重扰乱社会秩序、造成严重后果的条件，针对性非常明确。这样看来，所谓的“言论收紧”的担心其实是一种误解。
近来接连发生的名人“被吸毒”、“被去世”等事件的曝出，愈发凸显新法规的及时与必要性。如果不是权威信源的辟谣，关于“阎肃逝世”这样的信息，普通受众很难分辨它的真伪。而这些谣言带给传播者个人以及媒体、带给当事人及其家人的影响和困扰，即使辟谣也很难彻底消除干净。
如果说“阎肃逝世”假消息可能更多的还是传播者的误传误报，那么，10月16日网络热传的“杭州大江东发生爆炸”假消息，则属于典型的编造虚假险情、灾情和警情。事后查明，传播者发布的黑烟滚滚等所谓现场图片，纯属移花接木，而有关巨响也疑似一场音爆。这条假消息发布之后，一度引起社会的强烈恐慌。
虽然编造并发布这条信息的男子事后被行政拘留7天，但与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相比，制造恐慌者付出的代价实在太小。这不得不说是法治上的缺憾。
纵观这些年在微信微博等自媒体上的各种虚假信息，我们不难发现，包括那些埋怨所谓的言论收紧的人们在内的受众，都是虚假信息的直接或者间接受害者。虚虚实实的剧情反转当中，人们的情绪随之跌宕起伏，不少媒体甚至个别主流媒体的公信力都受到牵连，法治的底线也被一次次击穿。这种乱象，与法治中国的诉求早就格格不入。
谎言快速传千里，这是信息步入“双微”时代显著的特征。它与谎言谣言似是而非的性质有关，更与这些虚假信息的敏感程度有关。
一个谎言需要一千个谎言去圆。现在是，一个谣言有着无数个真相不明的人们的传播。而与之相对应的是，遏制一条谎言的流传，则需要无数职能部门通过无数条传播路径才能消除到位。让社会为虚假谣言付出这么大的成本，不如让编造谣言者付出更高昂的代价。这是刑法新规立法的初衷，也是社会大众的迫切期待。
没有健康的传播环境，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言论自由。同理，没有法治的达摩克利斯剑高悬，健康的传播环境就很难构成。所以，对于法治中国的公民来说，不造谣、不因无中生有的谣言中伤社会，是安身立命的基本底线。这点法治要求，其实一点都不高。
（刘雪松，媒体人，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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