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威人士”再次刷屏。
上一次，是8个月前——5月25日，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和二版头条，专访了一个叫“权威人士”的人，五问“中国经济形势”；1月4日，人民日报再次同样的位置和篇幅，刊登了对于“权威人士”的“独家专访”，七问最近火热的“供给侧改革”。
这个“权威人士”到底是谁？今年5月的时候，侠客岛做过一篇文章。在今天的背景下，我们有必要再次对这个词进行分析。
答案，是有迹可寻的。
称谓
先稍微普及一下人民日报的历史。
这份中国第一大报，正史记录中开始自1948年。但1946年，这份报纸就在邯郸创刊，报名么，当然是毛泽东亲自题写，虽然不是如今看到的版本。
故事要从1946年说起，那是一个五月，初夏的延安应当是草木葱翠，掩盖住黄土地些许的苍凉。那是一篇发自延安的新华社稿件，议题并不重要，说的是“美国权威人士”认为，英国已拒绝将太平洋三个英属岛屿的主权让给美国。
不经意间，这开启了一个绵延数十年的传统。从那时起，到今天止，人民日报上共有1606篇文章提到“权威人士”，这个词共出现了1771次。首尾相接的这两次，跨越了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大跃进、文革、改革开放直到今天。
简单说，在这份最高党报上，权威人士不绝如缕，生生不息。
引起岛叔兴奋的是第二次。
在那篇叫《中共权威人士 评论目前时局》的新华社稿件中，“中共权威人士”发表了一段热情洋溢、态度坚定的评论，大家感受一下：
“与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业已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无论是在军事战线上，或者是在政治战线上，蒋介石政府都打了败仗；都已被它所宣布为敌人的力量所包围，并且想不出逃脱的方法。蒋介石卖国集团及其主人美国帝国主义者，错误的估计了形势。他们曾经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的力量。他们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中国与世界，看成和过去一样，不许改变任何事物的样式，不许任何人违背他们的意志。自日本投降以后，他们决定要把中国恢复到过去的旧秩序。经过政治协商与军事调处等项欺骗办法，赢得时间之后，蒋介石卖国政府就调动了二百万军队，实行了全面的进攻。”
这文风，让你想起了谁？嗯，没错，岛叔心中的答案跟你是一样的。而且这不是猜测，在《毛泽东选集》里，你能找到基本相同的表述。此后他几次作为“权威人士”纵论时局的报道，也同样能在他的文集里找到。相信你今天很少看到这样的报道，一大段完整的吐槽，带有明显的语气和自洽的逻辑，2000字一气呵成，记者做的主要贡献是加上了一个【新华社陕北三十日电】，以及重复“中共权威人士说”。
自此以后，这个“权威人士”多次出镜。无论痛骂蒋介石还是美国，风格一如既往，吐槽从来高能。即便未必出自毛泽东本人的手笔，也无疑体现着中国最高决策层的意图，甚至个性与风格。
演变
分析一种现象，离不开时代。
如果翻阅从人民日报创刊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权威人士”的话语，会发现斗争的色彩一直比较浓烈。与之相对的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权威人士”的形象要温和的多。
中央党校的唐爱军做过一个分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经历了从“革命”到“建设”的话语体系转换。简单来说，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之前是革命话语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革命思维占主导；之后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心转移后，时代主题和历史任务都发生了变化。
这两个话语体系之间的差异，在岛叔看来，既有用词的差异，也有词内涵的变迁。既要注意到改革开放之后人们不再把“时刻不能忘记阶级斗争”挂在嘴边，也要意识到许多词本身其实早已今非昔比，比如“权威人士”。
理解“权威人士”的这种变化，离不开对这个背景的把握。你会发现，以改革开放为界，能被冠以“权威人士”的，之前主要是因身份地位的权威性，之后主要是因技能和知识的权威性。
不过一个有趣的对比是，革命话语体系中的权威人士，并不全都是正面的。比如1948年3月10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就对一个“权威人士”进行了无情的鞭笞，并进行了一番分析：
一般相信，这个所谓权威人士，如此熟悉蒋介石匪帮的内情，显然不是别人，而只能是替南京傀儡在后台牵线的“权威人士”，很可能就是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在华的第一号代表司徒雷登自己。
尽管被骂，但司徒雷登的身份地位也如前分析，的确具备足够的权威性。
后来的呢？随手一搜今年人民日报上出现过的“权威人士”，大都是诸如“人民网将推出9种外文报道，邀请政界、学界、业界等权威人士进行在线访谈”，两相对比，一目了然。
在那时光的演变中，“权威人士”逐渐从战争谈到外交，谈到经济、文化、社会，谈到更细致的教育、工业、媒体，谈到更细致的棉花价格、两国贸易额、围棋、房价，大多数时候，读者都能在上下文中找到他们的名字。从神坛，走到了细分的岗位。从墙上的挂相，到了你的身边。
继承
加上谈经济的两次，2015年到现在，人民日报上共出现了7次“权威人士”。再往前数，2014年，14次；2013年，11次；2012年，14次；2011年，18次；2010年，16次；2009年，10次；2008年，8次……
次数越来越少，但“权威人士”的分量却更重了。
是的，这两次看上去都颇为神秘，新闻的5W要素——何时(when)、何地(where )、何事(what)、何因(why)、何人(who )——基本不全。何时是近日，何地是“北京电”，何事是点评当前经济大势，何因要看网上分析，何人是“权威人士”。人民日报的头版和二版所有流程的把关者们，显然对5W理论都了然于心，所以大可不必认为这是失误。
虽然你很少会看到这样一篇报道，但正因其神秘性，此文却更为动人。
我们不能忘记革命战争年代时为何使用“权威人士”。用这个词，事实上可视为一种斗争策略。他们出现的基本语境是，这件事很重要，需要由高级别领导人来发表看法，但又不方便挑明了说。
如今呢？这两篇人民日报文章，说白了是在定调子、给信心、找方向。许多网站的解读大致没错，之前那篇，是在向外界传递中共中央对经济大势的分析与判断；今天这篇，则是告诉大家（主要是各地区的主要领导），在新常态下，应该怎么应对经济形势，如何贯彻中央经济工作会的精神，找到抓手抓经济。
为何这样做？两篇文章各有背景。
第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国际上，全球供求格局变化了；国内，进入“三期叠加”阶段，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产业结构调整“等不得、熬不得，也等不来、熬不起”，全球经济运行“几家欢乐几家愁”，大家对中国经济的看法也不一样，有的乐观，有的悲观。
第二篇，原因则是要“围绕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条主线，做好新一年经济工作”。换句话说，大家是不是还不理解“供给侧改革”这个词？或者理解了之后不知道怎么做？
无论是经济的紧迫态势，还是新名词新理念提出后的一时迷茫，客观上都要求，必须有人站出来谈谈经济了，而且必须是高级别领导。
So，这个“权威人士”到底是谁？我们可以用话语风格分析下。
风格
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的绝大多数“权威人士”，语言都是人民日报惯常的风格，不会突出个体特征。但岛叔前面引用的许多“中共权威人士”的话，可不是这个风格，而是具有非常强的个人色彩，并且一阵见血，落地有声。
比如今天这篇文章，经常是霸气侧露的：
扩大开放是改革的题中之义，我们要创造更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更多的外资。现在，美欧等发达国家都在吸引我国的投资，我们有什么理由认为我国的外资多了！
过去正是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发挥得不够，政府干预过多，导致市场不能及时出清，引发各种结构性矛盾。比如，一些没效益的“僵尸企业”，有些地方非要硬撑着给贷款、给补贴。（批判地方做法）
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新形势下的完善和深化，决不是要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回应所谓路线之争的猜疑）
我国相当多的产能是在世界经济增长黄金期面向外需以及国内高速增长阶段形成的，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一些产能又有所扩大，在国际市场增长放缓的情况下，仅仅依靠刺激国内需求难以解决产能过剩问题，这就相当于准备了两桌饭，就来了一桌客人，使劲吃也吃不完。（令人印象深刻的比喻）
说到底，就是要看到在当前全球经济和国内经济形势下，国民经济不可能通过短期刺激实现V型反弹，可能会经历一个L型增长阶段。致力于解决中长期经济问题，传统的凯恩斯主义药方有局限性，根本解决之道在于结构性改革，这是我们不得不采取的重大举措。（给未来增长走势下判断，纠正只用凯恩斯药方的做法）
更多时候，这篇文章是在引导地方对供给侧改革的认识，并且以“权威”的口吻在教导应该怎么做：
在工作实践中，各地区各部门都要以“十个更加注重”为标尺，对不上的事不能再干，对得上的事要加把劲干。（对各地区各部门下命令）
放水漫灌强刺激、盲目扩建新城区以及强化行政对资源配置的干预等事情不能再干了，投资没回报、产品没市场、环境没改善等项目不能再上了。相反，有利于引导社会心理、化解产能过剩、提升技术水平、加快人口城镇化、促进要素自由流动、提高扶贫精准度等事情要使劲地干，创造性地干，拙劲加巧劲地干，努力化大震为小震，积小胜为大胜。
在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过程中，不可能皆大欢喜，产业会此消彼长，企业会优胜劣汰，就业会转岗换岗。特别是眼下一些发愁的企业可能会更愁，甚至关门倒闭，引发职工下岗失业、收入降低等。但这种阵痛是一朝分娩的阵痛，是新的生命诞生和充满希望的阵痛，是新陈代谢、是凤凰涅槃，这是值得的！适当的后退是为了更好地前进。只有退够，才能向前。正如老子所言：“明道若昧，进道若退。”拿“僵尸企业”来说，是等着这类企业把行业中的优质企业拖垮，最后一起死，还是快刀斩乱麻，处置这类企业从而腾出必要的市场资源和空间？显然，必须尽快处置“僵尸企业”，实现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的整体提升。（有引用古语，有生动譬喻，还有接地气的分析）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在推进过程中，要勇于做得罪人的事，否则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结果延误了窗口期，把包袱留给后面，将来会得罪天下老百姓。1998年我们也面临外需低迷、内需不足、产能过剩的困境，当时顶住压力，纺织业实行大规模限产压锭，才有了后来经济的强劲增长，才有了今天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得罪人”的说法让人想起对于反腐的论断：“不得罪腐败分子，就要得罪老百姓”）
再回头看去年5月的那篇文章，里面也有很多似曾相识的话语：
经济增长说到底是为了让人民生活更美好，“有活干，有钱挣”，人民群众能够对当前增长态势充分理解，这是中国经济发展最大的底气。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把一件东西摆近了看，往往会感觉很大，把它放远些看，就会显得很小。
这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劲头，有的可能需要两三年，乃至更长的时间，在一定时期内不要说全面收获，可能早期收获都见不到。但是，与其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没有夕阳产业，只有夕阳技术”。创新是点燃经济发展的新引擎，现在势头很好，我们要浓墨重彩做好这篇大文章，激发全社会拥抱“创时代”。
毋庸讳言，这是一种“短、实、新”的文风。这种文风，代表了十八大以来，中央对领导干部文风要求的高标准。
而这种在中共中央机关报重要版面，由不具名的“权威人士”回应社会重大关切的做法，是沿袭自中共历史上一项悠久的传统。
别问我，他是谁。我只知道，“权威人士”还会被人民日报继续使用，在建设而非革命的话语体系之下，在真正需要的情况下。
文/司徒格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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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栾雨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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