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策失当 后人遭殃
现在，台湾还在争论是否要普遍减少招生名额“共体时艰”，是否给了公立排名靠前的大学太多预算，是否忽略了对小型学校的补助等等，但少有对源头政策的反省之声。新生儿每年都有具体到个位数的数字，就算没念过书都算得出10年20年后合适的高校规模。1997年台湾新生儿32万人，1998年就减少到27万人，2000年只有16万人，但2000年却有60所职、技学校升格为大学！这种失当的政策给当下的高校带来“灾难”，无论并校还是倒闭，都会付出新的社会成本与代价。吴思华表示，未来5年台湾的公立大学要并掉8所，并校预算每年要15亿元。
失当政策产生的背景是政策买票和好大喜功的心理。两蒋时代，台湾的高校招生非常严格，录取率只占应届毕业生的三成左右。一位大学副校长说：“这在当时是合理的。一个社会当然需要牛顿，但也需要瓦特，瓦特是多数，他们在职、技学校中学习一技之长。如果让所有学生都去大学当牛顿，结果瓦特变‘笨牛’。”但是，台湾社会长期以上大学为荣，大学扩招是家长、学生、学校皆大欢喜之事。出于讨好选民和营造政绩的算计，之后的领导人不负责任地放手高校大发展。1997年，李登辉实行“增加高中和大学扩招”政策，陈水扁时代又加码“一县一大学”，以允许技、职学校升格而换取选票，同时刺激整个社会的虚荣心和优越感，预刷“黄金时代”的红利，不管这样的高等教育是否符合台湾的长久利益。
当漏洞显现，在选票的压力下，人人还是假装皇帝穿着新衣。直到家长、学生甚至学校也成为受害者，人才、高薪、教育产业的美梦碎了一地，管理部门才“回应民意”收拾残局。只是，多少社会资源付之流水？又误了多少人家的子弟？
教育是百年大计，也会是百年伤害，教育政策至为关键。眼前的台湾高校“大限”，值得深思。（记者 陈晓星 孙立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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