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日，《人民日报》在第三版，以整版全文刊发了王岐山在中纪委六次全会上所做的工作报告。按照以往惯例，中纪委在全会后，隔一段时间才会公布王岐山作的报告。这次也不例外。“说句实话”，借用王岐山当年的口头禅，今年的报告，里面有“重器”。
什么是“重器”？换个通俗一点的词汇：高招。
把时针拨回到2013年1月，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在北京召开，王岐山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反腐思路，“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个判断，在接下来的3年，得到了充分的诠释，从周永康、令计划、苏荣等副国级以上领导干部被查，到省部级干部的纷纷落马；从连根拔起山西“塌方式腐败”，到打虎全覆盖，铁腕反腐几乎成了王岐山的标志。
打虎拍蝇、整治“四风”……反腐如同暴风骤雨一般，从中国大地呼啸而过。但，成果也是看得见的，谁敢腐败，谁就要付出代价，轻则降级、双开，重则锒铛入狱。习近平在这次全会上讲，不敢腐的成效初步显现，说的便是如此。
另一方面，雷霆的手段，铁腕的力量，也引发海内外的一些凭空“臆测”：中纪委手握惩治大权，是否会成为《琅琊榜》中的“悬镜司”？怎么让中纪委就是中纪委，而不是别的什么？
此外，政治局常委一届的任期是五年，如今，已过半程，反腐治标成效初显，治本思路何在？
在笔者看来，治本，既是治理中纪委本身，也是治理在这个大国执政的政党。这是一个政治家的担当。
对于前者而言，根本性的回答就是：中纪委到底是干什么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难，其实也很简单。党内的“根本法”——《党章》就明确指出：各级纪律检查机关的任务是，“维护党的章程和其他党内法规，检查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的执行情况，协助党的委员会加强党风建设和组织协调反腐败工作”。一句话，监督执纪问责，是管8700万党员的纪律问题。由此，才能理解，为何王岐山要求纪委聚焦主业。
切换到王岐山的讲话，便是纪委的“去司法化”。王岐山在讲话中，斩钉截铁地提出：“纪委决不能成为党内的‘公检法’，执纪审查决不能成为‘司法调查’”。这句话在公报中也有，一度引起了很多人的费解。纪委现在不是正在查处各种违纪违法干部吗？这个职能不就是党内司法吗？从治标的进程来看，这个判断不无道理，打虎拍蝇，自然需要掌握证据链条，自然需要进行调查；而后也自然需要进行审查，这也多少有党内司法的色彩在。
但是，这只是纪委的部分职能，而不是全部。只说办案，就把纪委的职能看窄了。这是十八大以后的一个极大变化。一个很具体的例子就是，把查办案件改为纪律审查、案件室规范为纪检监察室、案件线索改称反映领导干部问题线索。换言之，纪委管的不仅是违法违纪干部的行为，任何一个党员的纪律，都归纪委管。由此，抓早抓小、防患未然，党员的小事小节纪委都得抓。“四种形态”也由此可以理解。上有高线，下有红线，只要不触碰，就没事。纪委管的，就是这事，而不仅仅是党内审查。
更进一步，党内审查依据的是“纪”，司法调查依据的是“法”，纪法有别，党纪国法分开，党纪严于国法，这就是为何说纪委决不是党内的“公检法”，执纪审查决不是“司法调查”的原因所在。一则确定管纪律，二则确定依纪管理，而不是个人意志，纪委的权力就不是无限扩大的，这就保证了纪委本身的独立性。在这样的基础上，无论是反腐，还是监督执纪，都不会演变为“纸牌屋”。
那么，回到一个原点，什么是纪律？根本的纪律便是党章，这个管总的，是共产党人的“根本大法”；具体的纪律便是廉洁自律准则和党纪处分条例，这是管具体的。把纪律立起来，不仅是历史的教训，也是对现实反腐经验的总结。对照来看，哪一个落马的官员不是违反了这些纪律？历史地看，两大纪律条例的修订，实现了中共从“依法治党”向“依规治党”的历史转变，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贡献。用王岐山自己的话来说，“坚持纪严于法、纪在法前，实现纪法分开，是思想认识的一次飞跃”。
这个贡献，必然会刻写在中共的历史上。(文/辰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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