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邓小平(右)与李光耀(左)握手
【金台2号按】
上回挖了一个坑,今天把坑填了。
轰轰烈烈的正风反腐,至今已三年有余。取得的成效,不言而喻。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就是“不敢腐的震慑作用充分发挥,不能腐、不想腐的效应初步显现,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但是,更要看到,还有一句话,“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换言之,正风反腐至今,只是开了一个头,还有更重要的任务,继续需要完成。继续清除腐败,固然是一方面,但更加重要的,是重塑整个党。由此,才可以理解,为何习近平和王岐山都不断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甚至把它放到党的承诺、立下的军令状来理解。
那么,问题来了,重塑一个怎样的政党?且听金台君(ID:jintai2hao)慢慢道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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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悉改革开放历史的人,可能对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有所了解。当年,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曾与李光耀单独闭谈。在看到了新加坡的公共住屋、花园城市、旅游业,尤其是新加坡执政党之后,邓小平对新加坡发展经验赞不绝口。直到90年代初南巡,邓小平依然强调,新加坡经济秩序好,他们管得严,我们要借鉴他们的做法,而且比他们管得更好。可以说,新加坡经验,是中共一直借鉴汲取的一个源泉。也无怪乎有学者强调,“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相比,只有新加坡才是现代中国的政治试验场”。
然而,现代民族国家,除了主权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内涵是领土。新加坡和中国,在领土面积,以及基于领土面积的人口数量这两方面,相差太大了,这也注定了,新加坡经验仅仅是经验,而无法成为直接在中国照搬的模式。而且,还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在借鉴新加坡经验之时,最重要的几个方面,社会管理、基层治理、法制建设等,解决的都是国家治理的问题。但对于国家治理的主体——执政党,借鉴起来就不是那么简单了。
因此,如何找到新的治理资源,对于有着8600万党员的大国执政者而言,是极为紧迫的事情。
新的治理资源在哪里?从王岐山在纪委六次全会上的报告中,就可见一斑。事实上,反腐从来都不是为反腐而反腐,本质上是执政党建设的一个环节。无论是习近平,还是王岐山,从来都是在这个高度来思考反腐的。
王岐山的讲话中,有两个非常值得注意的提法,一个是“先锋队”,另外一个是“我们党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先看前者。所谓的“先锋队”,是源于列宁的一个概念,实质是区分党员和非党员。所谓党员,就是要比非党员在政治觉悟、政治作为上高出一筹,这是对党员的天然规定。但是,高出一筹并不意味着优人一等,因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是为人民服务。先锋队理论,在本质上是集先进性和群众路线为一体的一个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的是党靠什么执政、党为谁执政的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当年,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批判斯大林,毛泽东才会说赫鲁晓夫丢掉了列宁这把“刀子”。
王岐山重提先锋队理论和执政党性质,意味着中共开始向经典马克思主义寻求治理资源。如果说,以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为代表的经典马克思理论,并未预料到如今的改革、经济发展,在经典的经济理论上,有其短处,那么,相对而言,在政党理论方面,就具有天然的适用性。尤其是列宁的一系列理论,本身解决的就是执政党定位问题。可以说,这是执政党治理的重要资源。
再看后者。上一篇曾指出,王岐山强调共产党人的“心学”,是在向内圣外王传统回归。其实,还有一点可以透露的,党性教育是共产党人的“心学”,这个命题,最早提出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习近平。由此可见,内圣外王,同样是中央的共识。
很多人有个误读,认为传统中国就是“君天下”。这种看法,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君天下,固然存在,但“士大夫与君共治天下”,同样存在。担任执政使命的,便是士大夫。由此也才能理解,为何会有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何会有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何会有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传统中国,更有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的执政意识。
不仅如此,自古代以来的郡县制、刺史制度、考课制度,很多在现代政治中,均有其体现。福山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书中,认为中国在文官体系上略胜一筹,此言非虚。一方面是士大夫的内圣外王传统,一方面是古代制度的损益变化,传统文化与制度,无疑正是现代政党的重要资源。
理解了这两点,也就可以理解正风反腐正在重塑执政党是什么意思了:在借鉴新加坡的治理经验之后,执政党开始向“先锋队”传统和“士大夫”传统回归。(文/辰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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