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启宗：香港人，我们的首都在哪里？

【最近，一位在旺角骚乱中“搏出位”成功的青年颇为显眼，从一文不名，到在香港立法会新界东补选中获得6.6万多票——而这个叫梁天琦的大学在校生的野心好像还不止于此。作为香港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他以反内地人、水货客闻名，声称参选是希望强化香港人的“主体意识”。 不论是他本人还是那6万多张选票，都暴露出香港与内地的文化、心理隔阂。香港恒隆集团董事长陈启宗先生曾在一篇旧文中提及早年在香港中文大学MBA的授课经历，他两次问及年轻学生香港的首都在哪里？台下都支支吾吾，他总结，这是在理性和感性层面缺乏对祖国的认同。文章刊于2004年3月4日的《明报》，当时国安法第23条风波刚刚过去。然而时隔十多年之久，此文今日读来竟仍感到贴切。观察者网获陈启宗先生授权，网络首发修订版，以飨读者。】

港激进本土派组织“本土民主前线”发言人梁天琦，以反内地人、水货客闻名。

要谈爱国，必须从国家意识谈起，没有国家意识何来爱国，百多年来英国统治香港，最怕本地人有国家意识，英国人一则否定香港人是英国公民，二则怕香港人有中国意识而挑战其治权与民主。

二战结束后，中国内战，不少人因避难或者怕共产政权而逃离香江，其中不乏政治背景复杂的人。当政者就格外小心，以发财机会为诱饵，使本地人慢慢变得毫无国家意识，于是便产生了世上罕见的香港人心态——谈钱不谈国家。这是绝大多数香港人几十年来的写照。反正谈国家没什么好处，只会横生事端，不为统治者所容，那又何苦呢？

没有国家观念 何来国家安全观念？

少数顺从英国人的本地精英想以英国人自居，但只能作二等公民，绝不敢也不能逆管治者的意旨。至于那些有国家情怀，考虑自己是中国人身份的人，包括不少青年学子，就不免被打为“左派”而受压迫。不过这两者都只是社会上的少数。50来岁以下，在香港出生的人，绝大多数是没有多少国家意识的。97年前没有，今天恐怕仍然缺乏。这是历史使然，我们也不能怪自己。反正中学生读中国历史只能停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之后的历史都欠缺，那就难免缺少对国家的认识了。

就以去年（2003年）讨论第23条国安法期间，绝少港人从国家安全角度考虑问题。一个人若没有国家安全的观念，又何来国家观念呢？这正好证明了香港人国家意识薄弱。美国两党参众议员们可以在众多议题上争个你死我活，但是一涉及国家安全问题，大家都立刻放下成见，要不然就会被人们视作不爱国，下次选举就休想连任了。

香港人，你的首都在哪里？

最近在香港中文大学跟一班MBA学生对话时，我问了一个问题：“作为香港人，我们的首都在哪里？”这个问题明显是那些27、8岁的本地优秀年轻人所没有想过的。等了好一会儿才有人说“中国”，另一人说“维多利亚湾”，又另一位说“我们没有首都”。众说纷纭，但大家都知道那些不是正确答案。最后一位女同学以怀疑的口吻说“北京”？几经讨论，最后大家才勉强同意那是正确的答案。

接下来我又问了这个问题：“作为香港人，我们的首都在哪？”奇怪的是：学生们仍然不能回答。等了半晌才有人慢慢吐出——“北京”。第一次沉默是因为他们缺少对祖国的理性认知，第二次沉默即是他们没有对祖国的感性认同。理性、感性均缺了认知、认同，正说明了香港人国家意识之薄弱。难道马赛的法国人不会立即告诉你巴黎是他们的首都，曼彻斯特的英国人需要多加思索才说伦敦是他们的首都吗？

香港人只有浅层次的“爱国”

最近北京人士提到邓小平先生20年前说过的话：治港人士的主体必须是爱国的。本地政坛中人就都争先表白自己的爱国立场，大有此地无银三百两之感。这是政治现实使然，也是政治正确的表现。然而政治正确归政治正确，事实归事实，我们总不能自欺欺人。国家意识都阙如，又何来爱国？

一些民主党派人士自辩：他们热爱中国文化历史，热爱大陆锦绣江山，热爱中国人民。这无疑是好的。只是不少外国人士，包括一些法国汉学家，甚至日本汉学家，都会说同样的话。我认识其中一位老先生，60年前还参加过日本皇军攻打中国呢！难道这些外国人都“爱（中）国”吗？

香港某些政坛人士又说：中国太空人杨利伟升空，中国女子排球队赢得世界冠军，他们都引以为荣，这就是爱国的体现。说得没错！很好！只是我也认识不少在美国土生土长的华裔美籍人士，他们也有同样的反应，那么他们就热爱中国吗？当然不能如此说。我们只能说香港人这些反应都是较浅层次的爱国。当然有胜于无。

明显的，邓小平先生的话，以至最近北京某些人士的话，都是主要指那些在香港要参与管理者而言。因为邓小平先生说：“治港人士的主体必须是爱国的。一般香港公民可以不爱国而仍然在本地安居乐业，但要是一个人选择从政，参与政府的管治，他就必须爱中国，因为香港已回归祖国。特首要向中央政府负责，政府主要官员由中央任命，就当然要爱国。立法会议员也应该爱国，不然，由非爱国人士立法并监督政府是不合理的，也是全世界都没有的。”

参政者没有国家意识相当危险

去年在中央发言之前，香港人热烈争议政制发展，提出不同的方案及时间表。在一个连国家意识都缺少的地方，去讨论这些议题是有问题的。不论是美国人、德国人、法国人，还是日本人，在他们本国研究政制发展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人民都有强烈的国家认同感。国家意识是搞政治的起点，政制发展必须以“一国”为依归。要是人民——特别是参政者——连国家意识都没有，那就相当危险了。这正是香港今天的实况。

在80年代参与《基本法》起草的人士都知道，当时北京当局以为到了2007年，香港回归已有10个年头，香港人的国家情怀必会大大提升，那就可以讨论政制发展了。以往一段时间本地社会上的各种争议，证明当年的判断是错误的。香港人在争议政制发展，与谁爱国、谁不爱国等事情上的表现，叫北京对香港参政者大失信心，政制发展的进度也就必然要拖慢了。

中肯地说，绝大部分香港人心底里都有爱国的种子。作为炎黄子孙，相信这是可以断言的。只是因为历史原因，港人的国家情怀一直被压抑，就更遑论爱国之心了。如今香港回归祖国，借着公民教育培养国家意识，发扬爱国情怀，巩固爱国之心，此其时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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