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不会衰朽的国际体系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近日在两会上举行了一场精彩的答记者问。外长的回答简明扼要、直击要害，对当前与中国密切相关的南海问题、朝核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问题，均做了恰当而有力的阐述。梳理王毅的答问，不难体会到当前一些国家对中国的扭曲性描述，主要原因在于两点：

一是个别国家以自私性的国家利益牺牲国际安全。外长所说的“航行自由不等于横行自由”，“军事化这顶帽子扣不到中国头上，有更合适的国家可以戴”，又说“菲律宾的一意孤行，显然有幕后指使和政治操作”，都在说明一个事实：国际争端背后的那只看得见和看不见的“手”，乃是霸权利益，而“自由”“道义”不过是它的伪装。

二是对现实和未来的无知使一些国家在做出错误判断和选择。外长说中日关系的病根是“日本当政者的对华认知出了问题”，而美国是在“动辄用美式思维来判断中国”，所反映的都是在整个世界的面貌都在发生重大变化时，对国际体系有重要影响的国家，却还有奉行着有些过时的思想和逻辑。

当美日等国的政治家和专家学者，越来越频繁地用“修昔底德陷阱”来描述当前的世界局势紧张、特别是中美关系转紧的局面时，他们用来作为佐证的关于两次世界大战发生的机理，其实是严重成问题的。

在两次世界大战发生前夕，当时主导国际体系的英国霸权，已经摇摇欲坠，然而，英国人仍然本能地维护自身的霸权地位，与此同时，当所谓新兴国家作为“挑战者”面貌出现时，欧洲国家普遍仍以“势力均衡”的思想，拼命构筑对“挑战者”的包围圈，如此陷入恶性循环，导致全面性的世界大战发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提出并建立了一系列新的世界治理方案、构建了新的国际体系，曾经相争不已的大国们，竟然在此后很多年里达成了和平与发展共同目标。不难体会到：两次世界大战之际困扰列强的那些问题，其实是能找到化解之方的，那为什么当时在欧洲没有产生如美国后来提出的那些方案呢？值得反思的是当时处于国际体系中心地位的英法等国，在以下三个方面表现出了根本性的不足：

一是越到英国霸权体系的后期，英法在当时国际体系中的国家利益自私性越来越超出对国际公共产品的输出，形成了权力与义务的严重失衡。二是越到英国霸权体系的后期，英法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越来越不足，迫切需要其他国家来共同承担领导责任，但英国霸权体系吸收新的国际治理力量的意愿与能力极为不足。三是就像垄断性企业在垄断了资源后便不再有意愿创新一样，垄断了国际权力的国家行为者，也会在思想上保守起来，不愿意开始知识和制度创新。英法等国到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叶的时候，对如何化解当时的国际矛盾，已经严重受到知识视里的局限、思路上打不开了。也就是说，当时的世界乃是一个知识短缺的世界。

也因以上三个因素，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际，英法等国仍致力于垄断享有以往形成的国际权力，在道义上没有了合法性，在实力和知识上也没有了合理性。

回到当时历史场景，英法等国没有展示出大国应有的美德，那就是为整体的国际利益及自身长远利益而计，应该审时度势放弃僭妄已久的国际权力，而主动吸收其他大国加入到共同治理世界的行列，这样，两次世界大战的悲剧有可能得以避免。

没有不会衰朽的国际体系。当前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体系，也正在面临与当年欧洲国际体系同样的问题：霸权已残破不堪，而当下美国战略家们对世界秩序的认识，仍然是美国主导下的霸权体系。它同时在两方面表现出了致命错误：一是霸权的自私性，美国很大程度上只是为自身的国家利益算计；二是难以再指望美国继续提供对世界秩序的突破性思想了，它自恋地以为只有美国领导下的霸权才是世界治理的不二法门。

在今天的世界再次面临秩序瓦解、急需在思想知识上重新打开的时候，美国人也如当年的英国人那样陷入了固步自封，这才是世界的最大危险。

（程亚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特约研究员，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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