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节前，全国人大通过了《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下称境外NGO管理法）。这部法律从起草伊始就招致了一些西方国家的“担忧”。一周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个别人士发表声明称，担忧该法案被用作压制不同意见的工具，呼吁中国政府撤销该法案。对于西方的这些“焦虑”，该怎么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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码姐：以前没有NGO相关法律的时候，境外质疑说我们“无法可依”。现在有法律了，还是有这样那样的“焦虑”，比如说这会被用来压制不同意见啦，会妨碍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啦……也真够操心的了！
解码哥：首先必须指出的是，制定境外NGO管理法本身，不意味着国家在NGO管理上权力的扩张。
在人类历史上，成文法的出现，之所以被认为是一种进步，原因就在于它在规定了民众的义务的同时，也能够保证权力在法律的限制内运行。在一个健全的法治社会，法律是一切行为的准绳，包括政府在内，各方都根据法律规定调整自己的行为方式。
过去中国缺乏专门针对境外NGO管理的法律，本来具有非盈利性质的NGO许多却是在工商部门注册的，而几乎所有的NGO都是在法律的灰色地带运作，这给这些NGO在中国的存在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也不符合中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要求。现在，制定专门的NGO管理法，将对这些组织的监管纳入法制轨道，犹未晚矣。
码妹：那我们现在制定这部法律，是出于哪些考虑呢？
解码哥：从制法目的上来看，中国制定境外NGO管理法，并不意味着对境外NGO的排斥，而是要保障境外NGO在华合法活动的权益，同时防范危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安全的非法活动。
近年来，中国制定的互联网安全等方面的一些法律，遭到国外质疑，认为中国在关上对外开放的大门。但事实上我们可以看到，外界所担心的这些情况，并没有真正发生。相反，中国还在不断深化对外开放，加大国际合作的力度。
在这次NGO管理法的制定过程中，中国政府也做到了与国外相关NGO、各国驻华机构充分沟通、听取意见。去年7月，外交部、公安部、民政部三部委就在上海联合召开了在华NGO座谈会，公安部长郭声琨主持会议与NGO代表和外国驻华领馆代表进行了座谈，规格之高，前所未有。
与一些人想象的相反，这种听取意见并不是“走过场”，而是将意见真正反映在了法律的草案修正中。在最终通过的法案中，相比于草案二审稿，在境外NGO设立代表机构、驻在期限、招募志愿者和聘用工作人员等方面的限制被删除，这显然是考虑到这些NGO在华开展工作的便利而做出的修正。
与此同时，这部法律也加强了对境外NGO的日常监管，包括对行为危害到中国政权安全的NGO在华活动的取缔。
码妹：就像前几天人大新闻发布会上那句话说的：有困难找警察，不犯法你怕啥？
解码哥：确实是这意思。境外人权领域的NGO，只要遵守中国法律，也可以在华活动，但违法的行为肯定依法惩处。这话已经说的很清楚了。
在华的境外NGO大多数来自于西方国家，一些在华活动的NGO有着外国政府的背景，有些接受了美国民主基金会这样有政府色彩机构的资金，甚至还有些NGO有逐步改变中国社会制度和政权政体的意图，这自然不可能被中国政府所接受。
码姐：嗯，这很容易理解。其它国家在面对境外组织在本国境内的活动，那也得管理啊，总不能放任自流不是？
解码哥：当然。尽管今天的世界“西强东弱”的格局没有根本变化，但西方国家同样对于与其意识形态不同的外国NGO十分警觉。
以德国为例，德国有各类NGO达50万家，其中外国NGO有数万家，在德国或欧洲，NGO注册很简单，但并不是说德国政府就不监管这些NGO，相反，德国会对那些可能存在违反德国宪法、损害德国利益的NGO进行暗中监督；每年，德国还会审查各个NGO的业务，特别是资金情况。很显然，德国政府也不可能对危及德国现有政体和政权安全的外国NGO“大撒把”。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制定境外NGO的管理办法也是应有之义了。
（文/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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