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杨光斌
毛泽东在60年前曾预言，到2001年的时候，“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这一预言变成了没有悬念的事实。中国对于人类已经不是“较大的贡献”，而是巨大的贡献。
和平与发展是人类最重要的主题，这是衡量一个国家贡献大小的最好标准。
首先，就中国对世界和平的贡献而言，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因为奉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基本上是被动地卷入战争且都是自卫性的，诸如抗美援朝、中印边境冲突和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国从来没有因为推行自己的制度和观念而对他国发动战争；不仅如此，中国是地区和平的压舱石。
其次，对基于发展基础上的人类人权事业的贡献。生存权是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人权，新中国为世界脱贫的贡献率高达75%，这又源于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贡献高达27%。比较而言，有些人口稀少、资源禀赋优越的发达国家，到底为世界的人权事业贡献了什么？
中国为什么能够对人类做出巨大贡献？无疑应当归功于中国道路中国经验所构成的“中国方案”。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宣示，中国“有信心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
自卑和自信都产生于比较。在认识中国方案的有效性之前，必须了解那个最流行的、被说成是“普世价值”的美国方案即西式民主。
在民主类型学上，世界上有两大民主，一个是被置换为自由主义民主的资本主义民主，一个是社会主义民主或曰人民民主。自由主义民主本来是一套复杂的制度矩阵，但对外推广的则是以党争为核心的竞争性选举——党争民主。曾经宣称“历史的终结”的福山最近这样反问道：（西式）民主到底是解决问题的方案还是问题的根源？让我们在比较政治中“发现历史”，给福山答案。
第一，二战之后150个左右的后发国家，没有一个因为实行了自由主义民主而走上发达序列。原因很简单，党争民主就是要分蛋糕，当一个国家还很穷、蛋糕还没有做大的时候就去瓜分蛋糕，谁能得到蛋糕？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民主其实是一种以法治为前提条件的民主，没有法治的民主会是什么样子呢？实行了自由民主的发展中国家的答卷都很不及格。
第二，一些曾经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的国家和地区，因为搞了党争民主而出现“逆发展”，南美的阿根廷、欧洲的希腊和东亚的台湾地区都鲜活的案例。历史还没有终结，这种“逆发展”趋势并没有终止的苗头。
第三，当冷战这种外部安全压力解除之后，欧美等国的党争民主演变为没有节制的内斗，政党政治极化，代议制民主变成了“否决型政体”，政府寸步难行。不仅如此，英国的脱欧公投实际上是党争民主泛滥的产物，结果不但以“多数暴政”的形式直接侵害了并不算少的“少数人”的切身利益，还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国家认同，党争民主正在演变为已经肢解了很多后发国家的分裂性制度，苏格兰的再次独立公投并不遥远。
渲染党争民主为“普世价值”的西方国家，在打败敌人和碾压对手之后，最终也反受其害。正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庆幸的是，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中，从草根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中共屹然不倒，变得更加强大。强大的中国才有资格为人类提供“中国方案”，才有资格为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否则，中国决不会比人口过亿的其他8个发展中国家更好——那些实行了党争民主的印度、孟加拉、巴基斯坦、印尼、菲律宾、尼日利亚、墨西哥和巴西，甚至会比它们更差。
世界政治观察家最喜欢比较中国和印度，喜欢看好印度而唱衰中国，因为中国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印度是西式代议制民主。结果如何呢？1950年，印度的人均GDP为50美元，中国是48美元；今天，中国人均GDP是印度的4倍还要多。即使就西方最津津乐道的“宪政”而言，印度也没有因为有了宪法法院而比中国的法治水平好。由此可见，所谓自由民主是印度的最大福利，完全是西式民主标准下的自欺欺人的神话。
那么，“中国方案”到底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中国的经济成就并不是因为有了独特的经济模式，其经济模式只不过是加强版的东亚式“发展型政府”。文明基因的作用肯定重要，要不然世界各地的华人怎么会都相对富裕？但华人在不同制度体制下的境况又大有不同，比如台湾从“亚洲四小龙”之“龙头”跌到“龙尾”，严格说来台湾经济体已经不属“龙”了。换言之，“中国方案”的核心主要在于政治道路与政治制度。
在政治道路上，比较政治告诉我们，中国是为数不多的、但也是体量最大的一个人民民主国家了。
在过去300年的世界政治中，资本主义从主宰国内政治到主宰全球政治，建立了一个资本权力主导的帝国主义殖民体系；上个世纪50-60年代的民族民主解放运动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对冲和反抗；当赤裸裸的经济掠夺碰壁之后，资本权力以“文化霸权”面目出现，俘获了发展中国家的精英阶层，打赢了思想观念上的“没有硝烟的战争”，促成了所谓的“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全球政治又变天了，资本权力再次在政治上得势。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靠强大的自主性而扛过这场全球浪潮，坚守了人民民主阵地。一个必须要问的问题是，到底是资本权力有利于人民、还是人民民主造福于人民？只能在世界政治中找答案：中国人民和印度人民谁享有的福利更多？
实现人民民主政治道路的政治制度则是相对于代议制民主的民主集中制，这是一个首先把一盘散沙的中国组织起来、又把中国发展繁荣起来的政体，历经革命时期的1.0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2.0版和改革开放以来的3.0版。这是一个待完善的、但完全可行的政体，其中3.0版的民主集中制有了更多形式的民主，诸如协商民主、社会自治、参与式民主、分权民主、选举民主和更多的个人自由，民主与集中正在趋向平衡。民主与集中绝对不是二元对立，而是有机统一，一定程度的集中恰恰保证了分权和自由，这正是中国这样一个巨型国家的成功要道。
其实，被神话的“自由民主”，民主背后没有权威意志又怎么做决策呢？不能做决策的、不能治理的“民主政府”值得期待吗？
如果说自由民主在发展中国家导致了“无效的民主”或无效治理，而民主集中制的治理成就则是有目共睹的。没有治理的民主是不值得追求的，但一旦拥有便也脱不了身。也正是在比较意义上，民主集中制在政治过程中是一种“可治理的民主”——由“民主参与—政府回应—责任政治”三要素所构成的民主模式。
到2049年，由“人民民主—民主集中制—可治理的民主”所构成了中国政治方案，又将会给人类做出什么样的贡献？我们有理由发挥更大的想象去期待。
文/杨光斌（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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