偷渡的身份是所有偷渡者的软肋，餐馆老板以办合法手续的名义，扣了袁浩和李琳每人1300里拉，“当时1里拉差不多合3块钱人民币，我们俩第一个月都没有拿到工资，还在第二个月工资里扣了不少。”
花了一大笔钱，办到了所谓的合法手续，其实是一个生活居住证，“只能在土耳其居住，不能工作。”
在这家餐馆里打工的中国人有不少，山东人只有袁浩两口子，“辽宁抚顺人比较多，还有就是温州人，都是‘黑’下来的。”辞了第一份工作，夫妻俩被中介辗转安排到了伊兹密尔的一家名叫中国城的中国餐馆打工，“我们俩干了一个月，只给了一个人的工资。老板说我没想要两个人，是你们自己愿意的，只能付一个人的工资。”
两口子被赶出餐馆的那天，是2014年的除夕。“那天晚上我们俩坐了16个小时的长途车，到了另一个城市。”袁浩说那个除夕，他这一辈子都忘不了。
没有合同，不敢报警，李琳说她尝够了寄人篱下的苦。
2014年3月，袁浩和李琳借了一位在土耳其的青州老乡3600元人民币，坐飞机到了北京。“当时我们回来的时候，全身上下只有200美金了。”袁浩的弟弟在机场接上了两口子，送回了青州，两人这才算回了家。
袁浩说，村里和他差不多大的这代人过的太难，太累，“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只要能挣到钱，可是回来的时候两手空空，还欠了一屁股债。”
责编：刘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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