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景
同治七年（1868年）2月25日，上海的天有些阴沉，在这洋人势力盘根错节的国际都市，无数国人正聚集在上海虹口的黄浦江码头，想要一睹有史以来大清第一个外交使团的赫赫英姿。
码头边，开往美国旧金山的“格斯达哥里号”客轮即将起航。
低沉的汽鸣声中，一面三角形、黄底蓝镶边的旗帜正在船上迎风飘扬。在那面旗上，只见一只四爪青龙瞪着眼、张牙舞爪的怒视前方，好像要一扫往日的不快。还真挺威风。
码头上的很多人是第一次见到这面龙旗，看着它在轮船上高高飘扬，竟激起了不少人的自豪之情。据说这面旗帜就是这次外交使团的团长所设计制作的，很多人由此愈发期待，想要看看这位“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究竟是何许人也。
在人们兴奋的议论声中，远处，外交使团终于来了！
只见一位高个子、白皮肤的中年男子昂首走在首位。这中年男子留着大胡子、穿着笔挺的西装，一双小眼睛下的鹰钩大鼻子在龙旗下竟是格外显眼。
Excuse me？怎么是个洋人！
大清外交使团的团长、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竟然是个洋人？！
在一片惊呼声和一众人目瞪口呆的注视下，美国人蒲安臣面带微笑，与身旁的两位副手——英国人柏卓安、法国人德善一起，从容穿过人群，缓缓登上了客轮。
而使团中的两个中国官员——海关道志刚、礼部郎中孙家谷，此时还远远地跟在后面。很显然，在这使团里，他俩并不是主角。
量堂堂中华，居然派了个老外代表大清出访！这在外交史上怕也是咄咄怪事了。
使团
要说为什么会选一个美国人来当这个团长，就得说说大清为何要派这个使团。
10年前，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大清国的一众勋贵被打得屁滚尿流，咸丰皇帝吓得命丧承德。
最终，清政府被迫分别与英法俄美等国签订《天津条约》，除一众丧权辱国的条款外，条约还规定要在10年后，即1868年进行修约。
当年城下之盟已经让大清脸面无存，如今修约日近，相当于又揭了疮疤。脸面的事，最是要紧，与之相比，“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赔款倒不算什么了。
我们今日兴许很难理解这种“天朝心态”。要堂堂天朝上国派团去国外修约，那可不是“宣扬天威”的好事，所谓的钦差团长，到底是个战败国的代表。出使夷国，舟车劳顿尚在其次，但以天朝使臣之尊，如何面见夷国首脑？是下跪还是鞠躬？饿死是小，折节为大，这事若记在历史上，载入家谱里，可是耻辱一桩啊。
所以，这修约日近，总理衙门遍寻满朝文武，要么明哲保身避而不谈此事，要么张口就是“祖宗之法不可变”坚决不愿意接受洋人那一套，甚至连派人出使外国都不可以。装聋作哑、自我封闭，不与外夷接触也不好，万一惹恼了夷人，保不准又要炮火相向了。
这可急坏了总理衙门的大管家、军机大臣奕訢。看看地方，洋务派的干将诸如曾国藩、李鸿章，此时正为收拾太平天国、捻军的烂摊子弄得焦头烂额，自然腾不出手。
在京城，奕訢身边是实在没人能为他分忧了。就在奕訢被修约之事逼得手足无措之时，事情却迎来了转机。
1867年11月27日，是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卸任的日子。这一天，在总理衙门的饯行宴会上，觥筹交错，奕訢却紧锁眉头。
恰在此时，蒲安臣主动找到了奕訢，在大谈了一番中美友好之后，他对奕訢拍了胸脯：“嗣后遇有与各国不平之事，伊必十分出力，即如中国派伊为使相同。”也就是说，中国的事就是我蒲某人的事，我蒲某人愿意为中国两肋插刀。这番话，倒真有那么点国际友人的意思。
“妙极！”奕訢灵光一闪，“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修约之事，可总算找到了解决之法！”奕訢一边思衬着，一边看着蒲安臣，心里不觉暗暗得意起来。
就这样，在探听清楚了蒲安臣的意向后，奕訢果断地向朝廷举荐了蒲安臣为使团团长，负责修约事宜。为了让这事铁板钉钉，奕訢在奏折中把蒲安臣狠狠夸了一番：“其人处事和平，能知中外大体，遇有中国为难不便之事，极肯排难解纷”，并且也点明了这样做的好处，“用中国人为使臣，诚不免于为难，用外国人为使臣，则概不为难。”
好个“以夷制夷”的妙计！
老佛爷看到竟有如此称心如意的人选，也不由得开心起来。让外国人按着外国人的规矩去办事，这当然于大清“颜面无损”。更何况这个洋人还愿意为我大清效力，不恰好说明大清的恩泽无远弗届，归化外夷嘛。
因此奕訢的奏折一上，连平日里那些反对兴办洋务的顽固派也都松了口气。由洋人来代劳这么一件“麻烦事”，以此来保全天朝的“威望”，这件事真是两全啊。
于是，蒲安臣被清廷任命为“钦派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此为范，也为了安抚英法，奕訢又找了一个英国人和一个法国人来当协理。
由此，这个空前绝后的使团正式成型，开始了它的使命。当然与此同时，清政府也对这个使团的权限做出了诸多的限制。
出访
蒲安臣出使的第一站是他的祖国——美国。
蒲安臣使团受到了空前的欢迎，而他的演讲也在当地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表示他的出使，意味着中国已经走上了和平与进步的道路，中国向西方文明光辉的旗帜伸出双手的日子已经不远。一时间竟刷新了无数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形象。
只是这哥们越干越起劲，全然忘记了自己的权限范围，竟然在未与清政府沟通的情况下，擅自代表清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又称《蒲安臣条约》）。
由于当时美国迫切想要与英法俄等国争夺在中国的利益，所以在条约中给予了中国对等的地位，同时在不干涉中国内政的前提下，促进两国友好。要知道当时的英法逼着中国开放内陆，修建铁路、电线，想把势力往内陆延伸；而俄国正积极谋划割取中国领土。《蒲安臣条约》则是美国对中国利益更长远的谋划。
但蒲安臣使团到达英国后，却遭到了英国朝野上下的冷遇。毕业于哈佛大学的蒲安臣充分展示了他沟通的才华，利用其对西方条约体系的熟知，最终迫使英政府改变态度并使其公开承认武力威胁中国地方政府行为欠妥。这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中国主权，可谓是外交上的胜利。
在访问法国的6个月间，使团受到了礼遇，但都是表面文章。法国虽然对蒲安臣极为恼火，但见美国的态度和英国的让步，也就没再提过分要求，但使团也没实质性的收获。
1869年11月，使团到达德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俾斯麦公开发表声明，认可清廷统治的合法性，也承认中国主权国家的地位。使团出访德国的目的基本达成。
1870年2月，在使团访问俄国期间蒲安臣因患急性肺炎去世。在此之前，尽管谈判非常艰难并且身患重病，他依然“病势日加，犹日阅新闻纸，以俄国之事为忧。”“日夜焦思，至病势有加无已。”也算是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难怪在身死之后，清政府对其“着加恩赏给一品衔，并赏银一万两”，“交该使家属抵领，以示优待之意”。而马克吐温也对其高度评价道：“一个伟大的世界公民”，“各国人民的无私帮助和仁慈胸怀，已经越过国界”。
蒲安臣使团开创了一段历史，这段历史尽管让人感到匪夷所思，但却极具借鉴意义。
它反映了大清所谓的“天朝礼仪”与“华夷秩序”在近代“条约体系”下的失措与失序。也体现了落后于时代的大清“国家观念”的畸形与错位。
总的来说，这个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正式的外交使团基本上完成了使命。在出使的策略上，也充分利用了当时的国际形势。要知道在国内，大清刚从太平天国和捻军的打击下缓过气来，这使列强意识到，保全一个完整的中国、扶持大清政权有助于维护长远利益，这也是这么多列强缓和对大清立场的原因。
而使团第一个出访美国，也是精心谋划，利用了美国与传统殖民国家英、法、俄的嫌隙。使团出使归国后不久，第一次普法战争爆发，欧洲陷入战火，也给清廷带来了喘息之机，迎来所谓的“同治中兴”。
不过，可惜的是，这次出访依然暴露了大清对现代国际政治根深蒂固的偏见。虽然表面上修约顺利，又和平过了若干年，但大清还是因此失去了一次与世界深入接触的机会。这次出使，费时2年多，花费16万两白银，很多保守派官员以此认为外国人是可以用高价来控制的，于是变得更加自负，对外界的刺激反应也更加迟钝了。
同样的，尽管蒲安臣以一名外交官的出众能力和职业操守，确实尽心尽力地为清政府的外交事业奔波劳顿，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委派一名外国人担任中国的外交使团团长，5人团队中竟有3名外国人，在外交史上怕也是旷世奇闻了。大清国的颟顸官僚们，还以此自得，真不知脸面为何物了。
归根结底，在那样的时代背景下，蒲安臣是清政府迫不得已的选择，也冒了极大的风险。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而僵化的帝国试图转身的迟缓身影。
跨出国门、远渡重洋，无数重大的场合，无数重要的时刻，但凡有所选择，岂能所托非人？国家如此，个人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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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燕歌雅行
编辑/格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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