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世瞩目的二十国集团(G20)峰会即将于9月初在素有“人间天堂”之美誉的杭州召开，这将是中国今年最重要的“主场外交”。时下文章，多关注杭州景致秀丽、文韵悠长的一面，殊不知，杭州还是一座拥有深厚外交传统的城市。
杭州不仅拥有西湖等美景、大运河等历史文化遗迹、《梁祝传说》等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的美丽传说，在中国外交历史上还曾扮演过重要角色，并诞生过司徒雷登与厉麟似等多位蜚声海内外的外交家。
在外交史上多次扮演重要角色
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奠定中美建交基础的《中美联合公报》谈判却异常艰难，在谈判胶着不下时，周恩来总理提议将谈判地点改到杭州，最终中美双方在杭州八角楼就《中美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期间，尼克松和夫人一行在周恩来总理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游览了西湖及灵隐寺。尼克松向记者说：“杭州很美，我在这里生活很好。”他还向杭州市赠送了4株珍贵红杉、巨杉树苗。尼克松的访华行程被形象地称为“破冰之旅”，以中美签署《联合公报》为句号。中美关系从此结束了长达20余年的敌对状态，实现了两国关系的“解冻”。
据《党史博览》2012年第8期《1966年毛泽东与胡志明在杭州的一次谈话》一文载：毛泽东主席视杭州为其第二故乡，曾多次在杭州接见外宾。据曾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的王芳回忆：从1954年到1963年，毛泽东在杭州会见重要外宾达22次(批)之多。在这些人当中，就有越南党和国家领导人胡志明，而且不止一次。1965年6月，毛泽东又一次在杭州会见了胡志明。这一次，胡志明在游览西湖时写下了《游西湖有感》，其中写道：“天下有两个西湖，在杭州和河内。中越唇齿情义深，深过西湖千万倍。”
2014年，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第五次反洗钱和反恐融资研讨会举办地也选在了杭州。中美双方就双边反洗钱监管合作备忘录、犯罪资产没收及追回的国际合作、刑事司法合作、打击恐怖融资、新金融交易及支付方式和虚拟货币管理等进行了深入交流，为开展下一阶段合作奠定了重要基础。
杭州作为新中国的重要外交舞台和外事接待城市，见证了中国外交的杰出成就。
诞生过多位杰出外交家
杭州这座弥漫着深厚文化韵味和人文之美的秀丽城市还曾孕育出如司徒雷登与厉麟似等这样的杰出外交家。
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是一个土生土长的“杭州人”。他自称“是一个中国人更甚于是一个美国人”。
这位声名远播的美国外交官、教育家1876年6月生于杭州天水堂教士住宅(今杭州下城区耶稣堂弄)，父母均为美国在华传教士。而他的独生子杰克也生在杭州。他曾参与建立杭州育英书院(即后来的之江大学)，并于1946年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授予“杭州市荣誉市民”称号。
司徒雷登曾创立燕京大学并担任首任校长。燕京大学在1949年以前是远东地区最出色的教育机构之一，从诞生到发展所产生的一切开销，均由司徒雷登等人在中美两国筹集而来。燕京大学仅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办)，其间还受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严重干扰，注册学生总共不超过10000名，却为中国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个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中中国科学院院士42人，中国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绩者，超过100人，占了注册学生的1%以上，可说是科学家的摇篮。二战时，中国驻世界各大城市的新闻特派员，90%是燕京大学新闻系的毕业生。司徒雷登还设法促成了燕京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的合作，成立了哈佛燕京学社。燕京大学，如司徒雷登本人所言，尽管用了美国的钱，却成了名副其实的中国大学。
支持中国学生的爱国行动，是司徒雷登主政燕京大学20多年里始终坚持的理念。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司徒雷登亲自带领数百名燕京大学师生走上街头游行，在队伍最前方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1935年“一二九”学生运动，为抗议日本暗中策划的华北自治阴谋，燕京大学的学生徒步向西直门进发——男同学的领袖就是后来曾任新中国外交部部长的黄华。
抗日战争正式爆发后，日本占领北平。日方经常找借口挑衅，逮捕燕京大学师生。司徒雷登少不得出面斡旋，奔走于美国领事馆和日本驻军司令部之间。他曾这样说：“北平沦陷期间，我的学生在参加爱国活动之后，回校时总会兴奋地告诉我，他们是如何用实际行动报效祖国和人民的。这使我感到十分欣慰。尤为感人的是他们已在身体力行燕大的校训‘因真理，得自由，以服务’。”
从七七事变到1941年日本偷袭珍珠港的四年半里，燕京大学保持着办学的常态。身为校长的司徒雷登策略性地强调燕大是美国学校，悬挂起美国国旗，以防日机轰炸，还聘请了一位会说日语的燕大校友为校长秘书，与日方周旋。日本人曾提出让日本学生进燕大读书的要求，司徒雷登表面同意，但坚持应和中国学生一样经考试合格方能录取，结果虽有日本学生报考，却因未达到标准，无一人进入燕大。
1945年，内战迫在眉睫。美国总统杜鲁门派遣马歇尔为特使，到中国调处国共纠纷，希望化干戈为玉帛。由于复杂的原因，调停失败。这时，马歇尔提名司徒雷登担任美国驻华大使。由于司徒雷登对中国和中国作风知之广泛，中国各阶层人士都能接受他，国共双方都有他的学生担任着重要职务，1946年7月，司徒雷登被杜鲁门任命为美国驻华大使。
司徒雷登以促成中国的和平为己任，试图组建中国的联合政府，他曾这样写道：“我之参与若存一线希望，促使国民党人与共产党人组成联合政府及统一的军队以结束此场耗竭民力、自相残杀之内战，我即不惜代价，全力以赴。”可惜他的努力失败了，内战全面爆发。司徒雷登痛责自己失职，写道：“我辜负了中国人民对我的信任。我未能说服任何一方为达成协议而作出让步。”他表示中国问题不只是一个对华政策问题，而且也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希望解决好中美关系，这对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
1949年8月，由于美国在华政策的彻底失败，司徒雷登不得不黯然离开生活了近50年的中国，返回美国。他于1962年9月在华盛顿病逝，终年86岁。
近半个世纪后，司徒雷登终于得以魂归故里。2008年11月，这位土生土长的“杭州人”的骨灰下葬于杭州西子湖畔，他出生的地方，算是对这位“爱美国也爱中国”的杰出外交家、教育家迟来的告慰。
与司徒雷登相类似，厉麟似这位中德外交史与国联外交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同样也是一位生长在杭州的外交家和教育家，但他与杭州的渊源则更为深厚。
厉麟似家族世代居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厉麟似的高高祖就是被学界公认为“历代杭州山水名胜诗人之冠”的清代诗坛巨匠厉鹗。清诗研究专家、浙江大学教授朱则杰对厉鹗如是评价：“整个杭州，几乎凡有风景之处，都有厉鹗诗。在历代描写杭州风景的无数山水诗人中，成就恐怕即以厉鹗为最高。”清代著名学者杭世骏挽厉鹗诗云：“绿杨堤与绿荷汀，吟舫乘闲处处停。料得后来无好句，两湖山色为谁清。”在杭世骏看来，厉鹗一经离去，就再也不会有如他那样的吟咏杭州的绝作佳句了，西湖的绮靡风光也一下子萧索了很多。今杭州西溪国家湿地公园即矗立着清代光绪初年重修并定名的“厉杭二公祠”，专门奉祀厉鹗和杭世骏两位文学巨匠。厉麟似的父亲即是晚清金石书画名家厉良玉。这位金石大家也是杭州西泠印社最早的一批社员，他所作的百寿图享誉海内外，被世界各地藏家所争相收藏。
厉麟似既生于杭州这片钟灵毓秀之地，又簪缨江南诗礼之门，可说是得享西子湖畔天赐之礼，与这座人间天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厉麟似中学时代就读于杭州府中学堂(今浙江省杭州高级中学)，与徐志摩和郁达夫是同窗挚友。他1915年毕业于同济大学语言科后，即赴日本上智大学留学四年，主修教育与文学。1919年回国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浙江省官费赴德留学生，并在德国先后获得耶拿大学法学硕士学位与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厉麟似在德国游学达十年之久，除获得法学与哲学学位外，他还修习了政治学、教育学、军事学及英文、法文和俄文，并游历了瑞士、法国、比利时、英国、荷兰、苏联等欧洲各国。
在德国求学期间，他十分热衷于向西方知识界人士介绍和传播东方文化。他曾加入德国首个“中国学社”。该学社由德国著名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创建，致力于帮助西方人理解中国文化的内涵和意义。厉麟似曾协助学社创办了数种汉学研究报刊，并积极参与主办各类中国文化报告会和展览会。
在留德的十年里，厉麟似结识了周恩来、朱德、林语堂、陈寅恪、朱家骅等一批留德学人，并与汉学家卫礼贤结下了深厚的交谊。甚至希特勒也曾对其赏识有加，并与其合影留念。厉麟似在留德期间积累的人脉，为他日后从事对德外交与中欧交流工作奠定了基础。
1930年，厉麟似结束了自己14年的海外求学历程，怀着满腹经纶与满腔爱国热忱返回祖国。学成归国的厉麟似通过蒋介石进入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自此开始了他在文教、外交舞台上的职业生涯。
中德关系是国民政府前期外交中最为重要的关系之一，两国在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全面合作，构成了战前中国政府外交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厉麟似是20世纪30年代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对德外交中的重要人物。他虽从未在外交部担任过实际职务，但却是国民政府与德国外交关系的主要推进者之一。
30年代，厉麟似曾受聘于国民政府最重要的智库之一——国防设计委员会，任国际组专门委员，为蒋介石提供对德方面的专家意见。
作为蒋介石对德外交的核心人物朱家骅的“左右臂膀”及重要智囊，厉麟似对于德国军事顾问团在中国的存续与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是沟通中国高层与德国军事顾问团的桥梁人物，并与朱家骅几经曲折，最终促成了德国前国防部长、被世人尊称为德国“国防军之父”的塞克特将军的来华，并同意担任在华德国军事总顾问。中德关系由此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双方在文化、经贸、军事、外交方面的关系日益密切。1935年5月，两国宣布外交关系由公使级升格为大使级。
塞克特首次访华时，对中国军事国防建设和军队建设进行了详细考察，他临别时曾赠送给蒋介石其个人代表作《一个军人之思想》。该书的官方中文译本即是由厉麟似主持翻译的。中文版问世后，在国民党军方中广为流传，成为军队建设的重要参考书。
1935年5月，为敦睦中德邦交，沟通两国文化，厉麟似与朱家骅等留德归国著名人士，在南京创办了第一个代表中国官方的对德交流机构。协会成员包括中德两国政界、军界和文化界的友好人士。协会由时任交通部长朱家骅任理事长，教育部长王世杰、德、奥、瑞三国驻华公使四人任名誉会长，时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司长厉麟似、德国驻华使馆代表劳德士参事、德国驻沪总领事克利拜、德国驻华军事顾问团总顾问法肯豪森将军等任理事。而协会的实际主要负责人则是厉麟似等中国官员。该协会主要代表中国政府接待访华的德国团体与专家，开展中德两国官员互访与经贸往来，在20世纪30年代发展中德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协会后迁至台湾，1963年蒋经国出任协会理事长，1965年中德文化协会更名为中德文化经济协会。
同年，厉麟似在国内结识了时任国联中国首席代表的顾维钧。两人志同道合，一见如故，遂结为知交。厉麟似也是30年代顾维钧诉诸国联外交，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理念的主要支持者。
厉麟似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国国联外交的推动者和践行者。在20世纪30年代任职教育部期间，他积极推动中国与国联(联合国前身)在文教事业上的合作与互动，并主张借助国联赢取更多国际舆论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同情与支持。
为了积极加强中国与国联及其各其他成员国的联系，1932年8月，厉麟似代表中国政府出使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及苏联等欧洲八国，进行教育考察与合作，途中与各国外交部、教育部及各文教机构等代表进行了广泛的接洽，有力地加强了中欧文教合作的纽带。
1933年6月，为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其他国联成员国间在文化、教育上的合作关系，厉麟似与蔡元培、张静江、宋子文等人联合国联，筹备成立了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
厉麟似认为，中国过去之所以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尽了苦头，部分原因是因为过去一直缺乏一个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能够在国际社会上主持公道，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国际组织。他主张中国积极参与到国联的各项事务中，并努力扩大话语权。同时要善于借助国联作为当时世界上唯一的普遍性的国际政治组织，促成中日问题的“国际化”，以引起国际社会的共同关注，并在国际讲坛上揭露中日冲突的真相，赢得国际舆论对中国的同情与支持。
1936年3月，厉麟似与顾维钧、王正廷等人一同被推举为国联中国分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理事。作为民国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对外组织之一，国联同志会对中国争取国际舆论生存空间和增进各国对中国的了解，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发生。7月22日，国联同志会致电日内瓦国总会、各国分会告知卢沟桥事变之经过，敦促各国政府制裁日本，以维正义而保和平，在舆论上赢得了主动权。
抗战爆发初期，厉麟似与蔡元培、胡愈之等上海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合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作为协会的创始成员，厉麟似与蔡元培等联合全国各大高校校长、教授联合发表长篇声明，揭露日军蓄意毁灭中国教育机关的罪恶暴行，并组织救亡协会下设的国际宣传委员会扩大对外宣传，争取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持，同时也为中国外交争取更大空间。
厉麟似有效推进了中国与国联的文化外交，并在国联世界文化合作中国协会、中国国联同志会等国联中国分会的创建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抗战爆发后，厉麟似因与国民党高层意见相左，而辞去国民政府职务，自此全身心投身高校教育事业。
抗战期间，他仍以其自身的影响力，在中国国联同志会、中德文化协会等对外组织的职务和长期以来与欧洲各国外交界、新闻界、军政界、学界等欧方人士保持的友好关系，开展对欧国民外交工作，推进对欧宣传，努力为中国人民抗战创造良好的国际舆论环境。
厉麟似虽不是如顾维钧、颜惠庆一样的职业外交家，但由于他在国联与中欧文教界的影响力，及个人的学识与才干获得了蒋介石与朱家骅等人的赏识，并成为他们在国联外交与对德外交方面的核心智囊，使这位生长于西子湖畔，一生低调的江南文教界耆宿成为20世纪30年代民国外交舞台上的一位重要人物。
除司徒雷登与厉麟似以外，近现代杭州籍的外交家还有厉麟似的长子、新中国培养出的职业外交官厉声教和曾出掌台湾教育部的国民外交家杭立武(由于这两人均非生长于杭州，故在此不多做介绍)。
杭州G20峰会是中国重要的“主场外交”舞台。杭州不仅景致秀美，人杰地灵，其深厚的外交传统令这座文脉悠长的历史古城更增“国际范”。（刘金华）
责编：栾雨石、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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