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侠客岛按】
过两天，G20就要在杭州召开了。
对于这次会议，普通老百姓可能感触并不深刻，因为直接感受到的可能是它对生活带来的一些直接影响。但对于杭州这座城市、对于中国乃至对于世界来说，这都是一次意义非凡的契机。
2014年，在申请举办G20峰会的时候，中国打败了日本，获得了举办权；这也看出，世界各国都非常看重G20的机会。就当前世界来说，经济的全球化陷入衰退，从欧洲到美国到亚洲，右翼甚至极端的势力都在兴起；战争阴霾、宗教极端主义带来的后续反应，恐怕仍将影响世界相当长一段时期。人们不禁要问：这个世界会好吗？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主导的这次G20能取得何种成果，就相当值得关注。中国能给世界的经济乃至全球秩序的治理提出什么方案？
今天推荐一篇文章，作者是朱云汉，论述了当前全球秩序的深刻变化，以及中国能给这一变化提供的思路。朱先生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大政治学教授，也是台湾“中研院”唯二的政治学教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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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
2007年，《国家利益》杂志发表《没有西方的世界》一文。这篇文章指出，有两种令人忧虑的可能性值得西方国家深思：第一，非西方国家可能对于西方国家主导国际秩序与全球治理机制的正当性提出挑战，并要求大幅增加非西方国家的发言权，以及推动大规模的多边体制改革；第二，非西方世界可能根据不同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另外建构一套国际交往与合作的规则，从根本处绕过西方国家主导的多边体制。
如果跳出西方中心世界观，我们就会有全然不同的判断。全球生产力与财富的再分配，必然带来权力结构以及意识形态场域格局的变化，也必然触动全球安全、贸易、金融、信息、环境等领域政策协商与治理机制的相应调整。
多数现存的全球治理机制都是由西方国家长期把持的，这些规范与制度安排都是根据西方国家的理念所建构的，其出发点是维护西方国家核心利益与主导地位。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过去60年来世界银行总裁一向由美国指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一向由欧洲人出任的不成文惯例。
西方国家在面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时，一方面试图以既有的体制来引导与吸纳新兴经济体，一方面尽可能维持自己的主导地位不受动摇。但它们也意识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现存全球秩序很难不受冲击，全球治理机制也必须做出相应的调整。
G20
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不得不在华府正式召开二十国集团(G20)首届高峰会，原因很简单，西方国家需要新兴市场国家承担带领全球经济复苏的责任。西方国家希望新兴市场国家能够扩大支出、扩大消费，抵御世界经济滑坡的趋势，并带动西方国家的出口；期待这些国家能够利用丰沛的储蓄与外汇储备来注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其他全球性金融或财政援助方案；还希望这些国家能持续购买美国与欧元区各国国债，协助这些国家压低长期利率。
2009年G20伦敦高峰会上，二十国集团的地位正式获得确认，在功能上G20取代了过去富国俱乐部八大工业国集团(G8)的角色，成为最重要的全球议题定期协商机制。
会议上，美国与西欧各国也同意启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改革计划，一方面大幅增加可贷资金规模，同时重新安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投票权，让金砖四国取得更大的份额，四国的投票权比例总和可以超过15％。不过，美国仍不愿意放弃它的否决权(也就是让自己的投票权从17％降低到15％以下)，欧洲也仍未准备放弃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人事的独占。
在二十国集团里面，基本上还是两股力量在角力与寻求平衡。一边是美国领导的西方七大工业国，一边是以中国为首的金砖五国(BRICS)。
金砖五国不但拥有全球43%的人口、75%以上的外汇储备，而且在全球经济复苏迟缓、欧债危机深重难返的背景下，金砖五国作为一个整体，在2009到2013年之间依然保持了两倍于全球和四倍于发达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经济力量上的此消彼长，意味着西方国家长期把持全球治理体制的时代即将结束，金砖五国已经有能力改变以西方世界为中心的现存国际秩序。
虽然金砖五国当前还不是一个紧密的政治集团，内部还有很多矛盾，但是经过一段摸索期之后，金砖五国已经逐渐探索出它们对全球性议题的共同立场。2011年，金砖五国领袖将矛头指向滥用其全球铸币权的美国，提出建设公平、公正、包容、有序的国际货币金融体系。
这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是不公平、不公正、不包容、失序的。为什么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永远一个是美国人做、一个是欧洲人做？世界上经济的实力对比已经出现了那么巨大的变化，如果西方国家把这些管理机构和多边体制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放的话，非西方国家就另起炉灶，也即“如果你内部不改革，那我就从外部改革”，那样就会带来更大的冲击。
影响
除了经济以外，金砖五国也已经在其他议题领域发挥其影响力。
比如说世界各国最关注的全球变暖问题，特别是关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协商，这个所谓的“后京都议定书”新协议的基本架构，过去都是西欧在主导——美国长期抗拒整个构想，不愿接受任何一个全球性的强制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协议。
但这个主导地位，在2009年联合国气候变迁哥本哈根会议上，就首次面临来自中国、印度、巴西的挑战。在这次戏剧性的会议上，中国与印度带领发展中国家挑战西欧集团提出的“丹麦版本”，获得绝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响应。从此西欧在全球气候变迁议题上再也无法占据主导地位，不得不与金砖五国为首的非西方国家协商。
在那次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想挽救濒临破局的会议，临时约温家宝总理单独协商，吃了闭门羹；他又转念找印度总理辛格会见，也吃了闭门羹。最后才发现，原来中国、印度、巴西与南非的领导人，正瞒着美国私下聚会商量大计。奥巴马总统决定不顾颜面，径自闯入四国首脑开会的酒店，美国的特勤人员还差一点与中方安全人员开打。事后美国新闻媒体评论，这是100年以来美国总统遭遇过的最大外交耻辱。
一叶可以知秋，大家都看出来这个世界已经在变了！
问题
当前全球秩序的基本构成，是美国支配的霸权体系与西欧推动的法治体系之混合体，这个混合体本身充满着矛盾与伪善，因为美国霸权体制与西欧法治体系彼此高度不相容。
美国霸权体制最显明的特征就是美国例外主义(American Exceptionalism)。美国坚持自己可以无限制延伸其国家安全利益，一直延伸到地球每一个角落、每一寸海洋与每一封电子邮件，而且只有美国可以。美国长期在所有地区试图独占安全秩序支配者的角色，并将主要费用转嫁给被保护国或其盟邦。美国坚持自己保有在全球任何地方进行前进军事部署与选择性军事干预的行动自由，并让绝大多数中小型国家陷入美国操弄的安全困境。
当前全球秩序有7个主要领域：(1)主权、疆域与认同；(2)武力与安全；(3)生产与交换；(4)货币与金融；(5)健康、环境与生态；(6)知识与意识形态；(7)信息与网络。这7个领域过去在美国单极体系下，尚可勉强维持其连贯性。如今美国领导地位陨落，以自我利益为中心的倾向更为明显，这些领域都开始出现乱象。
比如，在武力与安全领域，美国的独行独霸已经让联合国安理会体制形同虚设。当美国可以掌控安理会时，就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经济制裁或军事干预；而安理会不顺其意志时，其就自行组织制裁或军事干预同盟，把联合国安理会彻底架空。美国能主导世界贸易组织时，就推进多边贸易谈判；当其失去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领导地位时，就联合安全盟友搞TPP或TIPP这类排他性自由贸易板块。
美国支配世界各区域安全秩序的局面必然难以为继。美国传统盟邦(特别是英国与法国)早已无力支撑昔日军事大国的门面，日后更难配合美国的选择性军事干预，此一困境在叙利亚内战问题上暴露无遗。由于国际体系中大国与小国的幅员与国力极端不对称，所谓主权独立与主权平等原则根本是一种虚构的假象。
严格说来，世界上除了美国、中国与俄罗斯等少数核武大国外，绝大多数国家都称不上真正的主权独立国家，因为它们仰赖超级大国的安全伞保护，它们的经济主权早已被大国主控的超国家管辖机构(例如德法主导下的欧盟)、国际组织(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多边协议(例如各种自由贸易协议)所架空，在经济全球化脉络下它们更被无形的市场力量所挟持。
在现存西方世界主导的秩序之下，“天下很不平”，各种荒谬的图像频频涌现。
例如，西欧国家领袖经常对发展中国家维持死刑指指点点，但对于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带来50万无辜平民死亡的惨剧却视若无睹。又如，美国占领伊拉克一个月的花费是40亿美元，占领阿富汗一个月的花费是19亿美元，从2008年到2010年这3年间，美国政府救援华尔街金融机构的花费至少2－3万亿美元。可以想象，如果将这些巨额经费移作援助落后国家饥民或扶助自己国内贫困人口之用，可以发挥多大的作用！然而，当前全球仍有10亿人口处于饥馑边缘等待援助，美国国内仍有4 000万人在贫困线下挣扎。
我们不能仅仅对这些荒谬景象进行道德批判，而必须追溯什么样的深层因素是导致这些荒谬现象的根源。
根源
我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建构现存全球秩序的指导理念。这些指导理念在过去造就了西方的富强，也是急于想追赶西方的后起之秀奉为圭臬的指导思想，但这些指导理念却也是导致人类社会冲突、失序与极度缺乏公平正义的根源。
有三个指导思想是西方国家建构当前全球秩序的基础：一是西方中心主义，二是现实主义，三是自由主义。
西方中心主义相信西方历史经验与价值体系的普世性与先进性，但也因为如此，西方国家倾向区分我族与异类，歧视与排斥异类文明，人为制造正义与邪恶的对立，并勇于教训与改造他人，这是导致文明与宗教冲突的根源。
现实主义主张国家利益极大化，突出国际体系利益冲突的本质，主张武力为贯彻国家意志与解决争议的最后手段，接受强者支配弱者是自然秩序。在现实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建构的霸权体系追求绝对的安全与压倒性军备优势，处处防范潜在威胁者，时时压制与围堵潜在挑战者，甚至主动制造敌人并先发制人。这种思维导致所有主要国家都陷入安全困局与军备竞赛的恶性循环，无法自拔。
自由主义虽然一方面强调国际社会互利合作的可能性，主张通过规范与制度的建构来化解冲突与引导合作，但另一方面主张个人自由与利益极大化，并鼓吹民主神话与市场万能。经济自由主义思维掩饰资本主义的掠夺与剥削本质，纵容物欲横流的消费主义，合理化财富两极分配。政治自由主义强调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形式上的权利平等，但刻意忽视实质上的不对等与不平等。在政治自由主义指导下的民选政治逻辑必然阻碍国际社会的合作。
中国
相较之下，中国的王道思想可以为21世纪全球秩序的重组提供一套新的指导思维，因为王道思想正好可济西方核心理念之穷。王道思想为个人的道德责任提供明确实践准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循序渐进、由内而外、由近而远。同时，王道思想也为群体间的互动准则设定三层不同的境界。第一层是先做到“反求诸己”、“推己及人”、“讲信修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行有余力则“济弱扶倾”、“己立立人，己达达人”；最后是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为最高的实践目标。个人根据自己的资材、德行、知识与客观条件，尽其所能，进退有据，但求无愧。
王道思想也强调中道，要执两用中，不偏不倚，要在本质上有矛盾与冲突的事理中求取平衡，要处理不同层次群体间的利益关联与协调，既要顾全大局也要照顾个体需求；处理事务要因地制宜，审时度势，兼容并蓄，道为纲、术为目。
这种思维方式，与西方理性主义所习惯的“从少数抽象先验原则出发，然后针对个案演绎出合理的结论”非常不同。多年前中国社科院哲学所赵汀阳的理论一针见血地指出，在西方思想中国家已经是最大的政治单位了，世界只是一个空洞的地理空间，然而从国家利益出发不可能看到并定义属于世界的长久利益、价值和责任，当然也不可能发展出世界的公正秩序。
传统的西方思想将国家视为最大的利益共同体，国家之上的规范与制度仍是以国家自愿遵守为前提，自由主义又将国家利益化约为个人利益的总和，政治人物必须以讨好个别选民为依归。而王道思想则揭示“无我、无私、无外”原则，主张个人的生存意义在于增进群体的福祉，必须承担对群体的责任。因此，王道思想强调，对强者、居上位者应该课以更高的道德责任，居上位者要修德文、以大事小、多予少取、济弱扶倾。
反观西方历史经验孕育的主权国家原则，早已背离其孕育的西欧历史情境。在18世纪的西欧，主张以主权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基本单元，彼此平等、相互独立，有其客观的合理性，因为西欧国际体系的主要成员在国力上大致等量齐观。
但是当主权国家有强大如美国者，有微小如图瓦卢(人口1-2万)者，主权国家原则就成为“用组织堆砌的虚伪”。虚伪的平等掩饰了以强凌弱的真实，国家利益至上的原则让强者可以名正言顺地追求自我利益极大化，可以己所不欲施于人，可以规避提携贫弱者齐头并进的扶持义务，可以摆脱维护人类社会共同利益的道德责任。王道思想倡导局部与全体是有机的联系关系，无法分割；追求局部利益不能危害全体。
中国领导人应该从王道思想以及其他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智能，来赋予“中国梦”与“世界梦”更丰富的内涵，并逐步建构21世纪中国全球角色与责任的理论体系，这样才能为中国“绝不称霸”的政策宣示注入正面能量。也唯有从王道思想的高度出发，中国才会有绵绵不断的内部动力，来义无反顾地协助需要帮助的发展中国家，落实“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王道精神。
也唯有从这样的高度出发，中国才有道德能量号召所有发展中国家以及西方国家内部的进步力量来推动全球治理机制的变革，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务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才能让每一个国家脱离全球资本主义的宰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宰制关系，让市场活动与知识生产回归满足人类社会多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的初衷。
机遇
对于绝大多数曾经是西方殖民地的南方国家而言，中国兴起为自己追求全面自主发展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300年来首度有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不是以掠夺者、殖民者、支配者或文明优越者的思维与姿态出现在南方国家面前；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具备足够的技术、产能与资本输出条件，可以同时在上百个发展中国家兴建水库、发电厂、输电网、移动通信平台、光纤网络、铁路、地铁、高速公路、深水港与工业区；
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能为全世界中低收入群体全方位供应价廉物美的工业产品以及网络通信平台，让中低收入国家的几十亿人可以一举跨入现代社会与数字时代；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是以官方开发融资机构以及国有企业为推动经济合作与发展援助的主体，而不像过去西方国家以追求资本回报极大化的私营跨国企业与银行为先锋；
300年来首度一个兴起中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可以作为最大贸易伙伴与最大投资来源国，但另一方面不灌输意识形态，不强迫移植自身奉行的制度，不胁迫设置军事基地，也不搞政变。
这样的历史机遇应该不会是昙花一现，因为：首先，中国仍处于中等发达阶段，仍有维持长期中高速增长的潜力，在可预见的将来仍具备拉抬南方国家的巨大能量。其次，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仍将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党执政体制，这个体制仍以维护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与优先保障广大群众的生存发展权利为其核心任务与合法性基础。主导这个体制的执政精英在一定程度上仍倾向政府与市场双手并用，不迷信市场万能，会长期维护国家资本对战略性与垄断性经济部门的主导地位，也不至于沦为跨国资本集团及全球富豪阶层的政治俘虏。
在相当一段期间内，中国仍在探索最佳的社会发展模式，制度创新的动力依然丰沛，既得利益集团阻碍创新的力量不足为患。
当然，中国是否能扮演好这样一个全球性角色，也取决于中国政治体制能否长期保障执政精英的相对自主性，维持国家机器的公共利益导向，确保中国共产党不异化为垄断性利益集团；也取决于中国社会精英是否能善于运用自身的文化积淀与历史经验，承袭天下观视野与超越国家利益的思考维度，掌握好义利之辨的智慧精髓并坚持济弱扶倾的道德观。改造全球化游戏规则南方国家想要逐步推进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有关建构公平、公正的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新秩序的倡议，就必须设法结合西方社会的进步力量，协力改革过去由美国领导西方国家所打造的全球化游戏规则。
(文源：侠客岛)
责编：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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