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总统朴槿惠的“亲信门”事件依然热度不减。尤其是在检方正式开始调查朴槿惠后，韩国民众要求总统下台的游行不断，给朴槿惠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有媒体总结，此次事件也似乎再次证明了有关“韩国总统不得善终”的诅咒。从韩国二战后不长的历史来看，这条“规律”基本没有例外。
在民主化之前，首代总统李承晚挟“国父”和独立运动斗士之名，大权独揽，却最终在群众抗争中黯然下台、流亡夏威夷。第二位实权总统朴正熙，也就是朴槿惠总统的父亲，执政18年，却被自己的部下、中央情报局长金载圭刺杀。其继任者、新军部领导人全斗焕、卢泰愚都在下台后因贪腐和发动政变受审，锒铛入狱。
以上是民主化之前的情况，然而，实现了民主化之后，民选的韩国总统依然未能跳出这条“周期律”。首位民选总统金泳三上台后立誓刷新政治，却在自己的儿子贪腐上栽了跟头，最后儿子入狱、自己支持率跌到8%，勉强做到任期结束下台。接下来的总统也没强多少。金大中总统三个儿子都因受贿、逃税被判刑入狱，其中两个还是在他任内被起诉。卢武铉总统的妻子和幕僚长都因涉嫌受贿被调查，他最终采取了跳崖自尽的方式结束生命。李明博总统则是其兄因收受巨额贿赂被捕，最终靠李明博的特赦过关。直到今天朴槿惠总统的“崔顺实案”。
韩国实权总统们为何无一例外，全都曝出自身或是亲信腐败的问题？
一种解释是，韩国凌驾于政党政治之上的“强人政治”。
民主化之前的历任“独裁总统”自不必说，继承自封建时代的“朕即国家”的传统，使得所有重要政治运作都围绕着总统展开，所有在朝的政客都对总统有着人身依附的关系。但即使到了金泳三、金大中总统时代，韩国政治的“人身依附”特性依然没有改变。他们所在的政党本身就是以他们为核心建立的，外界只知“二金”，不知其党。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避免总统“身边人”成为“权力代言人”的局面。既然权力运行出现了“缝隙”，自然会成为被“围猎”的对象。
不过，这种“强人政治”在“三金”之后已经开始消退，民主化运动中的“老将”逐渐逝去，新起来的政治家不再具有过去的那种“光环”。卢武铉、李明博、朴槿惠总统时期，如果仍说韩国是“强人政治”，说服力渐显不足。
另一种解释是，韩国战后形成的“财阀”体制下的政商勾结。
韩国三星等几大企业财团占据了经济的“半壁江山”，是亚洲各国中集中度最高的，政商之间的利益输送确实是韩国政坛腐败的土壤，而国家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也为政商勾结提供了无数可资下手的“挂钩”。不过，韩国的财阀体制学自日本，而“四小龙”等亚洲国家和地区在二战后的经济崛起过程中也都普遍采取了国家推动经济的做法，但这些地方为何没有出现韩国这种局面？
所以，以上两点或许都只是“韩国总统不得善终”的部分原因，并非让韩国跟其他亚洲国家区别开来的充分条件。
那么，到底韩国有什么特点，使得总统无一例外会被“秋后算账”呢？解码哥试着提出几条。
首先，韩国在二战后长期威权统治的历史，使得民众对于总统滥用权力非常警惕，对总统的贪腐容忍度很低。类似韩国前总统亲信贪腐的例子，其实在不少亚洲国家和地区都普遍存在，比如菲律宾前总统马克斯、台湾前领导人陈水扁、日本前首相田中角荣等人的贪腐案，但韩国民众对自己的总统显然更加严格，这种民意无疑对政治人构成了巨大的压力。
与此相关，二战后长期的民主化斗争培养了韩国民众参与政治的高度热情，使他们成为制约政治体系的重要力量。解码哥有个生活在首尔周边卫星城的朋友，在崔顺实案爆发后，便在周末自发前往首尔参加示威游行，这对于这些经历了韩国民主化的一代人来说，是比较驾轻就熟的举动。据报道，在要求朴槿惠下台的示威人群中，来自韩国各地的民众占了不小的比例。
此外，此次给了朴槿惠“最重一击”的韩国检方有着这方面的“光荣传统”。韩国检方在行政机关中相对独立，还具有引导、指挥警察工作的权力。检察官对自己负责的案子独立侦查、独立判断和作出决定，自行承担责任。上级只能对案件提出建议，无权改变检察官的决定。在韩国前总统全斗焕、卢泰愚、卢武铉的案件中，检方都起到了主导作用。
综上所述，战后韩国历任总统几乎无一例外陷入丑闻的历史，既有着韩国“强人政治”、财阀体制的因素，也跟韩国民众政治参与度高，检方实施了独立、有力的监督有着密切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民主化之后的历任韩国总统，尽管多次出现“身边人”贪腐的丑闻，但总统本人基本上并未卷入，这也体现出权力受到制衡的特点。所以，“韩国总统不得善终”这一事实，或许并没有看上去那么糟。（执笔/海外网评论员 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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