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去世。
在媒体的镜头中，他常着一身戎装；在古巴人民的眼中，他象征着革命的理想。在美国领导的强权世界里，他率领小国的人民，拼死相抗。他是一个战士，有一副铮铮铁骨。“老兵不死，他只会渐渐凋零”，敌国的某位将军曾富有诗意地如此吟咏。然而，诗情终究敌不过自然规律，这位老兵在九十岁的年纪撒手人寰。
告别
在世人的眼中，卡斯特罗一直是一个战士，但退隐后的菲德尔·卡斯特罗更像一个与世无争的老人，在家中摆弄着他的花草树木。习近平两次到访，他都拉着看他种植的辣木，请他吃辣木叶子拌沙拉。
经历过革命的血雨腥风，看着身边的战友逐个凋零，他已将自己的高寿视为一种“幸运”。
今年四月十九日，他在古巴共产党七大闭幕式上发表演说，将其视为自己革命生涯和政治生涯的“绝唱”。他说，“或许，这将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发言”。
这篇演讲虽然简短，但内容却非比寻常。
他在演讲中，提到了自己的人生与事业。但意外的是，卡斯特罗并没有沉湎于此，他更多地提及了永恒的时间，在“漫长无界限的时间”里人类遭遇的不平等与困境、物种与太阳系不能免于消逝的命运，以及不朽的理想。永恒的时间意味着超越于人事之上的自然规律。思考自然的卡斯特罗在此刻更像是一个哲人，而不只是一位革命者。他设想自己站在有朽生命的终点，站在某个超越了历史命运的位置，回望历史，反思自己的革命生涯，反思古巴社会的变迁，进而思索整个人类文明的走向。
他提及了人类遭遇的剥削与不义，但却没有了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更没有鼓舞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当人生和政治经验慢慢堆积，他对革命的限度、现实的复杂性，以及自然力量的理解便愈发深刻，从而，他的政治态度也愈发温和，革命激情也渐趋平和。
他向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如此讲述“政治”：
“你们中的一些人，或者在座的很多人都想知道，这个演讲中，政治在哪里。相信我，我很难启齿，但政治就在这些温和的话语中。我希望我们人类多关注自己与这些现实并为这些担忧，毕竟我们的时代已不是亚当和夏娃的日子。没有雨，没有水库蓄水，没有地下水，又没有足够的科技支撑，谁将来解决非洲难民们的饮水问题？我们会看到政府签署的整个气候承诺是怎么说的。”
在他看来，好的政治并非不断革命，而是敬畏自然，顺应和利用自然。最大的政治问题不再是人与人的相争，国与国的相抗，恰恰寓于人与自然之关系中。“眼前最紧要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几十亿人的生存问题和人类与有限的自然资源之间的矛盾。”“现如今最大的危险，是地球上那些可能破坏世界和平、并使人类无法在地球表面生活的现代武器带来的巨大破坏力。”
和解
革命伴随着暴力，卡斯特罗这几十年一直是这样过来的。然而，到了晚年，这位老战士突然对暴力有了深刻的警惕。他开始告别革命的“共产主义”，转而坚守自然的共产主义理想。在他眼中，相较于剥削与霸权，这更是一个值得永远追求的正义秩序。他在晚年走出了革命与战争的逻辑，与现实达成了和解。
他为他的国家和人民留下一个永不消逝的理想：“每个人都会有大限来临的一天，不过古巴共产主义的思想将永远留存”。只不过这个理想的达成，不再借助暴力和对抗，而是和解与交流。
在卡斯特罗发表上述演讲之前的一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访问古巴，并于3月22日向古巴人民发表演讲。距离柯立芝总统在1928年的访问，历史已经走过88年，跨越了二战和冷战。虽然仅隔一湾浅浅的海峡，但两国关系却因战争思维而冻结上了厚厚的冰壳。
卡斯特罗一生中曾遭到美国特工六百多次失败的暗杀。时至今日，两国仍然受到冷战余韵的影响。不知是不是在任期结束的前夕，想为自己树立和平的历史形象，奥巴马声称，他的访问旨在“埋葬美洲冷战最后的残留”。
实际上，早在2014年，美古两国已宣布开启关系正常化进程。美国已经在古巴设立使馆，两国也加强了经济贸易上的联系。看起来，美古关系的缓和，意味着冷战的最后一块坚冰正在消融。
面对这个一度不共戴天的宿敌，卡斯特罗在有生之年选择了和解，这需要多大的智慧、决心与勇气！
他在古共七大上的演讲为这一切提供了答案：古巴与美国的和解源自于“自然”对“革命”的驯服，也源自于理想与现实的和解。政治智慧便在这和解中诞生、成长：政治的根基必然寓于社会与人性的自然机理之中，正义理想的实现亦需要顺乎自然的积累。甚至因革命而奠定的国家也唯有顺应自然之道方能守护与发展。
正如卡斯特罗所言，“简单来说，我不是无知的、极端的和眼瞎的，也不会为了认同自己的意识形态而去学经济学。”政治家的眼睛必须足够明亮，不囿于意识形态教条，才能洞晓政治与经济的自然。唯有如此，理想才不是空洞的教条，方能有澎湃的生命力与感召力。
但旨在“埋葬冷战残留”的奥巴马是否也能跟得上卡斯特罗的思考呢？
奥巴马在演讲中一如既往地表达了对和平的信心，认为两国虽有制度与文化上的差异，但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天性将会超越彼此的隔阂。这似乎是在回应卡斯特罗的善意。但奥巴马在演讲中依然不遗余力地向古巴人民兜售美式民主，依然是一种倨傲的姿态、冷战的思维。可惜，卡斯特罗寻求的和解，绝不会是屈服于一个强权，而是顺从实际的、真实的两国人民利益，顺从历史发展的大势。
必然性
经历过革命的卡斯特罗，应该深味黑格尔所说的“历史必然性”。
年轻时代参加革命，为的是摆脱历史的“宿命”，寻找“理想制度”。然而，法国大革命的领导者罗伯斯庇尔说过，革命的巨流一方面被“暴政的罪行”，另一方面被“自由的进步”推波助澜，狂飙突进，两方面又不免相互激荡，以致运动和反运动既无法达到平衡，也无法相互掣肘和牵制，而是以一种神秘的方式汇聚成一股“进步的暴力”，不断加速奔涌向同一个方向，无物可以幸免，无人可以阻挡。甚至革命者自身也被裹挟而去，无法掌控未来。
革命寻求自由，却被这种无法控制的历史必然性消解。晚年的卡斯特罗对革命和自由的这种悖论应该深有体会，更能理解在强大的历史大势面前个体的有限与渺小。
革命属于青年，平和属于老人。他跟历史上很多政治家的晚年一样，放下了靠斗争创造新世界的理想，寻求与现实的和解。他在退隐后，专心寻找营养成分高，容易生长的植物，全身心打理庭院里的辣木和桑树。他可能在与自然的交道中，找到了理想与现实的平衡。
1972年2月，毛泽东对访华的尼克松说：“我和你只讨论哲学问题。”一生佩服毛泽东的卡斯特罗，在晚年也从革命家变成了哲人。如果他见到奥巴马，应该会拉着他看看庭院里的花草，和他聊聊人生。(文/康子兴)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
（来源：侠客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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