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道路，不同的命运。
1945年日本无条件投降，对当时在东北生活的台湾人而言，无疑是人生巨变。接踵而来的国共内战，让他们没有一丝喘息空间，被迫作出抉择，他们原来在东北的投资或是生意，也只能放弃。由于台湾人的敏感身份，他们面临汉奸罪审判，在大连开博爱医院的孟天成就因娶了日本太太，所有资产充公；曾任伪满“驻新义州副总领事”的吴左金被关了279天，吴回台后对国民政府死了心，其职业就是“在家带孙子”。当然，不少人返台后也要面对汉奸审判的威胁，加上在伪满洲国的履历完全不列入年资，所以大半选择隐瞒这段经历。
据台湾媒体披露，1998年，已故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到北京访问，得知时任国台办主任陈云林是东北人后，忽然说他年轻时去过满洲里。辜振甫到满洲里不可能是1949年后，很可能是伪满期间，但他的传记《劲寒梅香：辜振甫人生纪实》对这段经历只字未提。
谢介石的命运值得一提。据谢的外孙谢同生回忆，1946年曾有一位神秘客人到访北京谢家，随后谢介石的二子和三子陪同他去了中共军队驻地张家口。接着，国民党宪兵队派人到谢家蹲守，无意中发现谢家大家长谢介石竟是伪满“外交总长”，当下就把他拉到狱中。多年后，谢同生证实谢介石三子谢津生与中共地下党有联络，而当年的神秘客就是中共北平地下党三巨头之一的颜堂，他在新中国成立后得知谢介石在狱中，就做主放他出狱。谢介石得以安享天年。
不过，谢介石的子孙就没这么幸运了。谢介石的孙子谢辉说，小时候还觉得有个当大官的祖父挺荣耀，但经过上世纪60年代的种种政治学习后猛然发现，祖父当这个官“对我们家庭没什么益处”。他的中学毕业鉴定上写着，“该生隐瞒家庭历史，不可重用”，求职因此处处碰壁。
其他的像“税捐局局长”郭辉，在伪满覆亡后回台，重回教育领域。台湾已故知名雕塑大师杨英风的父亲杨朝华，一心想回宜兰，但因舍不得在大陆的电影产业而错过船班。一念之差，使他与先行返台的杨英风相隔50年才得以再见。
日据时期，台湾人随日本势力到达华南、华北、东北、南洋，也有人跟随国民党到大陆各省，或随共产党长征到陕北。不了解这段历史，恐怕无法体会台湾人所处历史环境之复杂，也无法理解台湾至今对日本存在的暧昧情感。
责编：贾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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