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1911年10月12日11点左右，在旅馆吃完早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时，孙中山顺便买了一份报纸。他打开一看，上面赫然印着这样一条简讯：“武昌为革命党占领。”他紧盯着报纸仔细看了两遍，才最终确信这个消息。
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孙中山全集》里记述，十几天前，他在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因行李先运送至此地(丹佛)，而密电码本则置于其中，故途上无由译之”。
10月11日晚上，孙中山与随行人员黄芸苏到了丹佛，住在丹佛市布朗宫殿酒店321房间—100年后，这个房间至今还被完整地保存着，酒店工作人员介绍说：“当时是一个套间，房号是321，后来我们特意保留下来，并改成了会议室。”在这间房间里，还悬挂着原始登记记录的复印件、孙中山的照片及“天下为公”的题词。
当时在酒店，孙中山从行李中找出密码本翻译出黄兴的电报：“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之后，孙中山拟电：“时予在典华(丹佛)，思无法可得款，随欲拟电复之，令勿动。惟时已入夜，予终日在车中体倦神疲，思虑纷乱，乃止。欲于明朝睡醒精神清爽时，再详思审度而后复之。”可是，还没等他第二日发出这份“令勿动”的电报，革命胜利的消息已经从大洋彼岸传来。多年梦想终于变成现实，孙中山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他马上先给黄兴发了一封电报，“申说复电迟延之由，及予以后之行踪”。
接下来一个重要问题马上摆在面前：下一步，应该做什么？表面上看，马上回国，投入革命第一线，似乎是最合理的选择——如果他即刻动身坐船，20日左右便可抵达上海，“亲与革命之战，以快生平”。可是冷静下来，孙中山决定暂留国外。在他看来，在这关键时刻，西方列强对新政权的态度极为重要，所以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政府手中获取的特权，帮助清廷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反之，如果列强能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
以孙中山对当时国际形势的判断，“列强之与中国最有关系者”，有6个国家：美、法、德、俄、日、英。其中，美法二国，“则当表同情革命者也”，德、俄二国，则是反对革命的；“日本则民间表同情，而其政府反对者也；英国则民间同情，而其政府未定者也”。
孙中山于是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途中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已迫不及待为他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有十几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避开。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晚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其实，早在1911年5月21日，孙中山就到过华盛顿，希望谒见美国国务卿诺克斯(Philander C. Knox)，被拒绝。当时美国标榜“严守中立”。这一次，革命已然成功，孙中山希望美国态度有所改变。10月18日，他再次写信给诺克斯：“我曾经于上次访华府时，尝试拜访你，但没有如愿。今冒昧再致信你，希望和你作一次秘密会晤。”诺克斯认为孙中山是“欲推翻现存政府的领袖，不愿与之接触”，也拒绝接见孙中山的军事顾问荷马李(HomerLea)。并且，当1911年11月孙中山在伦敦谋求西方援助时，诺克斯还曾指示美国驻伦敦的金融机构，不要向孙中山提供贷款。
失望之下，考虑一番之后，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1911年12月25日9点45分，“地湾夏号”邮轮缓缓靠岸。在黄兴、宋教仁和陈其美的迎接下，孙中山走下轮船。此前，很多媒体都在猜测这位常居海外的革命者带来多少资金回国——《申报》就数次报道他购买战舰、兵舰带回的消息。所以孙中山一上岸，许多记者就纷纷询问他：“您这次带了多少钱来？”孙中山回答说：“予不名一文也，所带者革命之精神耳！”
13岁少年的新大陆
夏威夷是美国著名的度假所在地，其州府所在地火奴鲁鲁(Honolulu)，因为火奴鲁鲁早期盛产檀香木而被华人习惯称为“檀香山”。檀香山国际机场候机大厅里，有一个仿照岭南园林建筑风格设计的中式花园，小桥流水，亭台楼阁，公园正中央，矗立着一尊孙中山雕像。因为孙中山的关系，这一举世闻名的旅游胜地，与中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孙中山诞辰140周年的2006年，夏威夷市政府将中国城旁的一座公园命名为孙中山纪念公园，里面还有香港著名雕塑家朱达成创作的孙中山铜像。2011年初，夏威夷檀香山市全体市议员一致通过，今年为檀香山“孙逸仙年”。
1879年，一位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的13岁中国少年，怯生生地下了船，以好奇的眼光打量周围。这就是刚从蒙昧中国走出来的、地地道道的乡村少年孙中山。
孙中山的出洋，与其兄长孙眉关系甚大。比孙中山整整大12岁的孙眉因家境贫寒，只读了4年书便辍学做工。16岁，孙眉随同乡亲友赴檀香山做工，经过几年打拼，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孙眉因此得到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1878年，孙眉回到家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孙眉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孙中山也想随哥哥一起去国外闯荡，遭到父亲孙达成的坚决反对。孙达成的两个弟弟均死于海外淘金，不愿意小儿子也走上这条充满艰辛之路。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再三恳求下，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日，13岁的孙中山随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乘英轮赴檀香山。孙中山后来在给别人的一封信里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这里处于中西方文化交流与碰撞最前沿，也给少年孙中山带来最初、也是最强烈的思想振荡。
到檀香山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先返回故土，孙中山则被安排到孙眉在茂宜岛茄荷蕾(Kahului)开设的商店当店员，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孙中山很快发现自己对呆板的买卖毫无兴趣，遂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孙眉虽然只在家乡读了4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极重视，因而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这年秋天，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英国基督教圣公会主办的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入校时的名字还是父母为他最初起的——“孙帝象”。创办于1862年的意奥拉尼学校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如今也是夏威夷最有名的私立学校。意奥拉尼学校原本的目的在于栽培原住民，特别是王室或部落酋长等贵族的子弟。由于西方人、中国人、日本人大量移入夏威夷，这所英国与美国传教士所办学校，很自然也招收部分移民者的小孩。孙中山1879年9月入学，同年有10位中国学生在该校就读。学校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星期，并且他完全不懂英文。细心的老师将他安排在课堂里旁听一段时间，并单独辅导他英文字母和语法知识。孙中山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
3年后中学毕业时，他获得全班英语语法第二名。1882年7月27日，学校在圣安德鲁大教堂举行了隆重的毕业典礼，当时夏威夷的国王卡拉卡瓦(King Kala kawa)，王太后爱玛(Queen Emma)和公主莉莉奥库兰尼(Princess Liliokalani)皆出席，孙中山在典礼上接受了国王亲自颁发的奖品。这也被当地华侨视为一个极大的光荣。
意奥拉尼是所教会学校，《圣经》是必修课，早晚两次祈祷，星期日则要去圣安德鲁教堂做礼拜。孙中山受基督教影响很大，从中领悟了许多道理，这对他日后提出平等、博爱、天下为公等思想有深刻的影响。而西学教育和当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少年孙中山的人生观形成中播下了民主思想的种子。
意奥拉尼学校的读书经历，是孙中山对西方历史及西方制度的第一次体验。在意奥拉尼学校的大教学楼前，还有一座少年孙中山铜像。学校也以出了孙中山这样一位伟人为荣，校方说：“我们很愿意和学生讲孙逸仙博士的故事。”
从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先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1882年秋天，他再次去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孙中山在这里读了两个学期，学校至今还保留着他当时缴纳的55美元学费的记录。
进入欧瓦胡学院时，孙中山仍使用“孙帝象”这个名字，以至在后来很长时间内，学校并不知道孙中山是他们的杰出校友之一。“也是最近几年，我们才知道，孙帝象原来就是孙中山。”校方人员介绍说。有趣的是，出生于火奴鲁鲁的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读过的普纳荷学校(Puhahou School)，前身即欧瓦胡学院。而孙中山当年读书时的两层小楼至今仍在使用。“孙中山在这里读书时，普纳荷全校只有158个学生，他所在的班级共有32人，其中有3名中国人。”孙中山的同学中，包括当时的夏威夷王子库伊奥(Kuhio)。
普纳荷校园里有一棵酸子树，如今已长至两层楼高。果实的外壳似花生，但比花生大。剥开，里面漆黑发黏，其味酸中带丝甜意。当年孙中山就是坐在这棵树下，把酸子当零嘴吃。回国时，他将其种子带回乡，种在自家院前。如今种子已长成大树，叶密苍翠，仍守候在故居旁。
叛逆的17岁年纪的青少年孙中山，很自然地与兄长孙眉发生冲突。在意奥拉尼读书期间，孙中山就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很虔诚地参加各种教会活动，有了受洗礼入教的念头。但这遭到孙眉的强烈反对。孙中山还将孙眉挂在厅里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告诉农场职工，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气恼的孙眉于是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1883年7月，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心有不甘地从欧瓦胡学院退学回国，结束了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
在檀香山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少年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奋斗的萌芽。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1932年曾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
从13岁到17岁，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讲演时曾这样提到这段经历：“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
革命的起点
从檀香山回国后的几年，孙中山辗转于香港和广州之间，学医、从医，结交有志青年，热议国事；而上书李鸿章失败后，他对清政府抱有最后一丝希望的改良梦想，也消失殆尽，从此，他头也不回地走上革命之路。而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檀香山作为他革命之路的起点。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894年10月，孙中山从上海踏上驶往檀香山的航船。此时的他28岁，再也不是那个负笈求学的懵懂少年。再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对此，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分析：在檀香山，“他可以依靠他的哥哥的影响和财富”，除此之外，在檀香山的广东人很多，“对他来说，这个社会是不需要介绍的”。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9年，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那时夏威夷数万华人中绝大部分来自广东，广东人中又有八成是中山人，他们之间直接或间接都是孙中山的亲友邻坊。尽管如此，当时的革命宣传工作极为艰难。有一次孙中山在华埠路过，有华侨指着他的背影叫他“疯子”。孙中山后来在回忆中也不无痛心地说：“不图风气未开，人心锢塞，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仅得邓荫南与胞兄邓德彰二人，愿倾家相助，及其他亲友数十人之赞同而已。”他很清楚，革命需要一个组织，便利用自己的医术边为人治病，边宣传革命的意义。陈少白后来说：“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1894年11月24日，孙中山及其支持者聚集在檀香山卑涉银行华人经理、基督教教友何宽的家中，举行了“兴中会”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二十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据《檀山华侨》描述，当那些入会者由孙中山带头，各以左手置于一本打开的《圣经》上，右手举向天时，一个受过较好教育的会员李昌便朗诵誓词：“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值得注意的是，这份誓词中用了“合众政府”一词，而不是后来孙中山常用的“共和”。“合众”，即“联邦”或“联合”之意，在美国历史学家史扶林看来，这一提法很显然是以美国的共和形式的政府为蓝本，“因为有理由认为孙中山是在夏威夷最先受到美国的影响”。
成立兴中会的一个重要功能，是为将来的中国革命筹款。为此，组织者们煞费苦心地设计了两种筹款方式，一是规定每位会员要捐5块银元；另一种是发行股票，每股10元，承诺革命成功后每股偿还100元。可是人们对此的反应并不像预期那样热烈。客观而言，很多华侨本身就是去美国谋生的，条件并不宽裕，说服他们掏腰包支持在那时看来还虚无缥缈的革命，实非易事。
兴中会创始人何宽的曾孙何宇锦至今还生活在檀香山。出生于1950年的何宇锦并未见过自己的曾祖父，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曾祖父的研究。何宇锦说，何宽是通过孙中山的中学同学钟工宇而相识孙先生的，两人一见如故，由此成为孙中山革命最为忠诚的追随者。1931年何宽在夏威夷去世，孙中山的儿子孙科特意向何宽的墓地敬献了花圈。
作为兴中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在银行供职，为人诚实守信的何宽，自然成为孙中山最为可靠的“财政大臣”，兴中会的一些支票，都要由他跟孙中山共同签字方可生效。据何宇锦介绍，从1894年11月24日到1895年9月2日，先后有112人陆续加入了兴中会，这些人的名字和缴纳的会费，都被何宽保留在了“兴中会会员及收入会银时日与进支数簿”中。根据账本记载，兴中会成立一个多月后，共筹集1388美元，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捐赠了5000美元。
虽然檀香山的华侨们在提供资金上的反应令人失望，但是他们中的一小部分政治热情被激发。这部分华侨大部分是商人、店员、农民和工匠，他们历来处于传统的中国政治舞台之外，这一次，他们把自己的名字和孙中山的事业联系起来，也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
这群人中，邓荫南是其中一位。他本是当地的一位商人兼农场主，在介绍了14位成员加入兴中会后，他更是变卖家产，捐出资金，随孙中山回国参加革命。另一位华侨宋居仁也将自己的餐馆变卖，带着两个有夏威夷血统的儿子回国参加起义，并为国捐躯。
责编：贾兆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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