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澳大利亚《悉尼先驱晨报》3月16日文章，1973年4月，我前往北京，怀揣着一份如今已成为历史性文件的信函;这份8页的信函是时任总理高夫·惠特拉姆交给我的，而我当时是驻华大使。它讲到了澳发展对华关系的构想，以及我们的长远目标。
这份历史性文件的主旨仍然切中如今的现实。高夫写道：“我们寻求在友好、合作和互信的基础上发展与中国的关系，与我们已经拥有或寻求与其他大国(暗指美国，英国以及日本)发展关系相当的那种关系。”它意味着在政府和社会方面相当的熟悉，差不多的亲密、亲近和信任，以及施加影响的潜力。在高夫看来，还有能够维护我们自己的利益，以及能够说“不”。但澳大利亚从未与中国发展出这种“相当的”关系。现在，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对华关系“与我们已经拥有或寻求与其他大国发展的那种关系相当”。为什么？因为我们如今活在一个“中国世界”。但我们的对华关系与此不相匹配。
在亚洲，我们开始迈入一个新的时代，它或许可被称为“中国时代”。这个事实不仅涉及中国的财富和权力，还有影响——政治和社会的，不仅仅是经济的。中国融资、修建和获得基础设施的影响力;中国游客、商人、学生和移民的影响;庞大的资金外流的影响;中国人带来的文化，包括商业文化的影响;中国国家主导的活动及其寻求重新激发华人的中国意识，对我们国内社会的影响。
现在，这种影响大多数是友善的，对我们有益和受欢迎的。澳大利亚政界似乎对此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往往拒绝承认中国的影响力。现在，我们必须甩掉依赖美国的精神包袱，这样我们才能看清楚中国，从我们的国家利益角度理解中国，按照我们的条件与之打交道。现在是我们而非美国活在“中国世界”里，是我们不得不设法应对其带来的冲击。(作者史蒂芬·菲兹杰拉德，乔恒译)
责编：刘思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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