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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自述:我的扶贫故事

2017-05-23 07:02:12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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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学习小组按】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习近平自己说。

40多年来,从一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到一个泱泱大国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着贫困群众,关心和思考着扶贫工作。

之前,学习小组精编了一些习近平在不同时期、不同场合,自己讲的扶贫故事,分外真挚、动人。今天,学习小组再次推荐。

1、拿摩托车换农机具

当时,延安地区有3万北京知青,我是第一个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北京市奖励给我一辆三轮摩托车,我一看,这车在村里没什么用,开都开不进去,换个实用的东西吧。后来,开着它到了延安,找到延安农机局。我说,这辆三轮摩托车是北京奖给我的,我想跟你们换几件农机具。他们听了很高兴,当时那辆摩托车在延安也是很紧俏的,最后换了一辆东方红52马力的手扶拖拉机、一台磨面机、一台扬场机、一台碾米机和一个潜水泵,都很实用。

2、“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

陕西省的第一口沼气池,是我带着搞的。1974年1月,《人民日报》刊登了四川一些地方发展沼气的报道。我刚当大队党支部书记,看到报道后就想,四川可以搞,陕北能不能搞?经县里批准,我与县里派的其他三个人去四川考察。回来后,我指挥村里几个石匠凿石头建沼气池。刚开始,一直不产气,但有水泡往上冒,说明下面有气。我想是不是堵了啊?就拿铁钎子去捅,一捅那个粪喷了我一脸,但沼气出来了,一点就着。我们向上面报喜,地区、县里都很重视,又组织了一个延安地区沼气学习团,正式去四川学习。四川省派了两辆小吉普,带我们走了七八个县,一路学过去。后来,沼气在整个延川推开了,陕西沼气化现场会就是在延川县梁家河等村开的。

3、为修淤地坝、搞梯田,习近平曾光着脚站在冰上干活

我在梁家河插队7年,其中两年做大队党支部书记。记得有一次组织支部书记去大寨参观,我正好村里有事,没有去成。去了的人回来说,他们那里天天吃白面都行,但人家说了,为了支援社会主义建设,要把白面留下来,吃玉米棒子。有人说,咱们是不是也定一个目标,学大寨的目标就是一年四季能吃上玉米面。我说,这个目标很宏大啊,咱们争取实现它。

那个年代,农村还在“割资本主义尾巴”,吃“大锅饭”。但为了做好农村工作,要以实事求是为着眼点,否则什么事都很难干成。我做了大队党支部书记后,也一直循着这条路。那时我刚满20岁,主要心思是让大家多打一点粮食,有几个零花钱。我带领乡亲们打了大口井,在沟川上搞一点水浇地。那里的地下水不深,打个五六米就出水,打大一点,可以提灌。再有,就是修淤地坝和搞梯田。天天晚上打着马灯夜战。在冰上干活,开始乡亲们不敢下,我光着脚站在冰上,把冰凿掉,然后垫土,后来乡亲们跟着我一起干。我把村里3个在外面当铁匠的能人请回来,办了个铁业社,打铁就有收入啊,搞一点钱才能办事。

4、在贫穷的正定,“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

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工作,那时候生活条件很差。我带着全套上山下乡的东西和当兵时穿的衣服,到那儿连个宿舍都没有,就住在办公室里,两个板凳搭一个床板,铺盖也是自己带的。当年,正定比较贫穷落后。比如,农村“连茅圈”大量存在。“连茅圈”就是厕所和猪圈连在一起,很不卫生。我刚去时,石家庄地区正在集中整治“连茅圈”,所以印象很深。当时,正定是北方地区粮食亩产第一个“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县(1960年通过的《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提出,从1956年到1967年,粮食每亩平均年产量,在黄河以北地区增至400斤,黄河以南、淮河以北地区增至500斤,淮河、秦岭以南地区增至800斤。当时,黄河以北地区粮食亩产达到或超过上述3个目标,人们形象地称之为“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但在极左路线影响下,却成了一个“高产穷县”,搞“高征购”,老百姓吃不饱,还要到处找粮吃。

我在正定下乡调研时,经常要过滹沱河,作家梁斌的两部小说《红旗谱》《播火记》都写到过这条河。滹沱河北边有20个公社,南边有5个公社,从北边的公社到南边的公社,坐车去很远,要从石家庄绕过去。我都是骑着自行车去,到了滹沱河边,扛着自行车一步一步蹚过河。到了要去的公社,我就住在他们那儿。那个时候没有什么招待所,公社书记把他的办公室、床铺让给我。当年的那种情景,我历历在目。虽然辛苦一点,但确实摸清了情况,同基层干部和老百姓拉近了距离、增进了感情。当县委书记以后,全县200多个村子我都走遍了。

5、“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多年来,我一直在跟扶贫打交道,其实我就是从贫困窝子里走出来的。

1969年初,我到延安农村插队当农民,还不到16岁。从北京一下子到那么穷的一个地方,感受确实很深。晚上黑灯瞎火,沿着那条沟亮着几盏煤油灯,真是“一灯如豆”。如果外出没有手电筒,深一脚浅一脚的,搞不好就掉沟里了。那里土地很薄,没有什么肥,粪是挑上去的,都是点种,真是广种薄收啊。刚开始的时候,我工分才能评六分五。两三年后,我什么都学会了,成农村壮劳力了,才能拿10分。那时候,挑100多斤的担子,走10里山路,一点问题没有。这10个工分,也就值八九分钱。算下来,出一天工,买不了一盒羊群烟(上世纪70年代,宝鸡卷烟厂生产的一种最便宜的香烟),当时一盒羊群烟九分钱。

知青刚去时,还有些粮食供应,后来要靠自己劳动,跟老百姓一样,就挺紧张的了。当地老百姓经常说:“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正月里吃年饭,“宁穷一年不穷一日”嘛,但到三四月就没饭吃了。春耕时,家家户户都把唯一的粮食留给种地的壮劳力,婆姨带着孩子出去讨饭。当地人谁见了,只要有一口干粮,都掰一半给人家。当时,要饭现象是普遍的,有的大队还给出去要饭开证明。刚开始,知青脑子里都是概念化的东西,觉得要饭的都是不好的,不给他们吃的东西,有的还放狗去轰他们。当地农民就说,哎呀,这些北京娃“残”着咧!“残”的意思就是对人凶狠。后来,我们自己落到快去要饭的地步了,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就主动帮着出去要饭的人开路条、开介绍信。那会儿,这些现象让我们心里大为触动,感觉农民怎么这么苦啊。

6、习近平: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

我去宁德当地委书记之前,省领导找我谈话说,福建9个地市,宁德经济排老九,宁德的同志到省里开会,都坐在最后一排,不敢大声说话。派你去宁德,就是让你用特区的闯劲、特区的精神到那儿去冲一冲,把宁德带起来。我说,宁德和特区毕竟不一样,去了怎么干我还得掂量掂量。

我去了不多久,国家开始整顿经济过热。我给大家说,我来不是烧“三把火”的,而是来泼“三盆水”的。再有,我也不是三头六臂,不可能把厦门的优惠政策转到宁德。我们不要想干一夜暴富的事情,也没那个条件,但我们不能输在精神上,人穷志不穷。我给宁德的定位就是弱鸟先飞、滴水穿石、不耻落后。只要锲而不舍,最后总能够旧貌换新颜。到宁德后,我到省里开会,总是坐第一排,争着第一个发言。扶贫扶志,贫困地区缺“精气神”不行。我在宁德的一些讲话,后来编成一本书叫《摆脱贫困》,就是为了从精神上或者说指导思想上解决问题。

7、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

宁德曾是全国十八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边挨着福州,一边挨着温州,都是富庶之地,到它那儿“短路”了。宁德靠海,但不是有沙滩的海,大部分海岸都是悬崖峭壁,往里走全是大山。我在宁德待了一年零11个月,基本走遍了所有的乡镇。当时没有通路的4个乡,我去了3个,都用了一天时间。

当年去下党乡的情形,我记忆犹新。下党乡在寿宁县,从宁德到寿宁,坐车要一天才能到,都是盘山路。当地有“车岭车上天,九岭爬九年”的说法,形容行路之难,那还是到县城去,去乡镇就更不容易了。到下党乡,那真是披荆斩棘、跋山涉水。乡党委书记拿着柴刀在前面砍,我们每个人拿个竹竿,沿着河边走,他说这样走近一点。那个地方,由于过于偏僻难行,上面的干部很少去。地委书记我是第一个去的,县委书记是为了给我打前站才去的。老百姓说,“县衙”都没来过,“地府”就来了,他们把地委书记叫“地府”,也就是知府。一路上,隔上两三里,老百姓就自发在那儿摆摊,一桶一桶的清凉汤,都是用土药材做的,让我们消暑,真是“箪食壶浆,以迎红军”啊。虽然很累,但我很感动。

当时,下党乡落后到什么程度呢?老百姓吵架的豪言壮语就是,我还怕你啊,我连圩上都去过,意思是他赶过集、见过世面。那个地方也怕养肥猪,都是深山,抬不出来。老百姓没看过电影,放映队去放《上甘岭》,放完后就有人拿着筐去找子弹壳。我去的时候,下党乡党委连办公的地方都没有,也没有休息的地方,乡党委就设在一个改造过的牛圈里。我们那么多人,就在桥上开会。福建有一种桥叫廊桥,很多活动都在桥上进行,祖宗牌位也放在那里。我去之前,他们把从家家户户借来的躺椅、凳子、桌子摆在那里,中间立一个简易的屏风,一边是开会区,一边是休息区。那样一个地方,你去了一次,人家记你几代。现在他们还会说,当年习书记到过下党乡。冯梦龙在寿宁当过知县,上任时路上走了半年。我们要学习这种精神,为官都想当舒服官,那还不如封建时代的士大夫呢。

8、“她不认识我”

我在福建当副书记、省长时,提出了“真扶贫、扶真贫”的问题。上面的措施下去了,下面不问青红皂白,最后钱不知道花在哪儿了,甚至搞不好是一个腐败的滋生地了,我一直在考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上次到湘西十八洞村视察,我感触很深。爬那个山爬了好远,好不容易才到那里。去了以后,一个老太太见了我问,请问你贵姓,你是哪里来的?她不认识我,因为那儿比较偏远,她不看电视,文化也不够。后来,全村乡亲都来了,我一看,人不多,全是“996138”部队,也就是老人、孩子、妇女,青壮年都到城里打工去了。这个地方这么偏僻,又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搞什么大事业啊?根本搞不起来。我说,还是给你们搞“几条腿”来吧——一户养几头黑猪、一头黄牛,再养几只山羊,这总能办得成。老太太、老大爷听了很高兴,说我就要这个。

9、习近平: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

党的十八大后,我到一些贫困地区就要看真贫,如河北阜平、湖南花垣、甘肃东乡,都是最贫困的。他们怎么致富?个别地方扶贫有时思路不对,好像扶贫都要搞一些工业项目。在深山老林里搞工业项目,没人才,没市场,成本又高,不容易发展起来。扶贫要实打实解决问题。首先,要为下一代着想,让孩子们上学,教育不能落后了。其次,一些基本公共设施要保障,像路、水、电之类的,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再有,就是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根据他们的条件和能力,教他们“打鱼”的本领。如果是一些老大爷、老太太,就养几只鸡、鸭、羊,给他们选优良品种,教他们科学喂养,给一些扶持资金,这样一年收入有几千块,也可以脱贫。对年轻人,主要是找就业的路子,搞一些培训,引导他们外出打工。对搞种养的人,就帮他们提高产品附加值。

为什么讲要精准扶贫?“手榴弹炸跳蚤”是不行的。新中国成立以后,50年代剿匪,派大兵团去效果不好,那就是“手榴弹炸跳蚤”,得派《林海雪原》里的小分队去。扶贫也要精准,否则钱用不到刀刃上。抓扶贫切忌喊大口号,也不要定那些好高骛远的目标,要一件事一件事做。不要因为总书记去过了,就搞得和别处不一样了,搞成一个不可推广的盆景。钱也不能被吃喝挪用了,那是不行的。

10、习近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

在福建的一些地方,特别是闽东的贫困地区,不少人靠山吃山(打柴)、靠海吃海(打鱼),祖祖辈辈散居在“茅草屋”或者“连家船”中,居住条件非常恶劣,生活也非常贫困。在宁德、福州和后来到省里工作期间,我多次到这些群众的家中走访,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能使这些困难群众彻底摆脱贫困、安居乐业。

“连家船”上的渔民终生漂泊在水上,世代以小木船为家,居无定所,是一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特殊贫困群体。我印象很深的是,那些渔船大都是破败不堪的,没有电、没有水,低矮、昏暗、潮湿,一家几代人都住在里面。“一条破船挂破网,祖宗三代共一船,捕来鱼虾换糠菜,上漏下漏度时光”,说的就是他们的生活。有的渔民连船都没有了,只好在岸上用油毛毡、编织袋搭一个窝棚,夏热冬寒,难挡风雨,还不如黄土高原上的农民住的窑洞。因为常年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渔民们普遍身材矮小、两腿内弯,生活的贫困加上社会的歧视,使他们怀有很强的自卑心理。看到他们这种处境,我心里感到很不安,就想决不能让乡亲们再漂泊下去了。

1997年,我担任福建省委副书记时,省政协提供了一份调研报告,反映闽东不少村民仍住在茅草屋里,生存状态很差。我看了更加受到触动,就召集有关部门开会研究,还带队到闽东沿海、山区进行了专题调研。回来后,我给省委写了报告,建议尽快解决“茅草屋”和“连家船”问题。省里十分重视,把“连家船民搬迁上岸”“茅草房改造搬迁”都纳入了为民办实事项目,出台一系列政策,帮助他们解决搬迁、就业等问题。1998年底,我还在福安主持召开了“连家船民”上岸定居现场会。当时我说,古人尚且讲“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我们共产党人看到群众生活如此困苦,更应感到寝不安席、食不甘味!没有“连家船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省的小康。这件事非做好不可,要让所有的“连家船民”都能跟上全省脱贫致富奔小康的步伐,实实在在地过上幸福生活。经过几年的艰苦努力,到21世纪初,“连家船”“茅草屋”现象在福建基本都消灭了,数万人告别了风雨飘摇的生活,过上了安稳日子。

来源:学习小组

责编: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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