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德论”有没有错,听了扎克伯格的演讲就知道

2017-05-27 14:36:15来源:海外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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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命感在美国是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主流观点,但在中国的社会里,还是很稀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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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克伯格在哈佛大学的演讲 图源:硅谷密探

丁璇站在九江学院的讲台上宣讲女德的时候,扎克伯格正在哈佛大学的讲台上讲述了使命感。使命感在美国是被大众广泛接受的主流观点,但在中国的社会里,还是很稀缺。中国与美国的使命感有什么差别?海外网(m.haiwainet.cn)将对这个问题展开分析。

意识到前方有值得奋斗的东西

据“假装在纽约”微信公众号报道,扎克伯格在哈佛演讲中称,使命感就是要意识到你是某一个更宏大图景的一部分;意识到你需要去帮助他人;意识到你的前方有更好的值得你奋斗的东西。

扎克伯格举了一个例子,约翰·肯尼迪去参观NASA太空中心时遇到一个清洁工拿着扫把。肯尼迪问清洁工,您这是在干嘛呢?清洁工回答说:我在帮忙把人送上月球。

当时的NASA正在肯尼迪的倡导之下研究登月,那个清洁工不觉得自己只是在扫厕所,他相信自己的工作也是确保登月计划成功的一部分。这就是使命感。

扎克伯格随后提到,获得使命感有三个途径。

第一,参与那些有意义的大项目。

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标志性工程,肯尼迪时代是登月,再早一些是胡佛大坝和其他的建设项目。这些标志性的工程定义了一个时代,给整个国家带来了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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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9年人类首次登月 图源:网络

那么今天的时代,所谓的标志性工程又是什么呢?

扎克伯格说,是动员千百万人开始使用太阳能,赶在气候变化毁灭地球之前拯救我们的家园;是汇聚千百万志愿者提供的健康数据和基因组,研究出根除所有疾病的办法;是让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能享有接受个性化教育的机会。

每一个有这些想法的人都可能会被误解、被嘲笑、被批评、被人说太疯狂,但是,保持理想主义并没有错。

第二,重新定义平等,让每一个人都能有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

扎克伯格提到了社会的不公平,自己能够赚几十亿美元,但是与此同时却还有几百万学生还不起大学贷款。

当初他能够义无反顾地退学创业,但还有很多很多的年轻人,空有创意想法,却因为经济方面的后顾之忧而无法付诸行动。

社会的财富分配不均会让每一个人都受到伤害。所以,有必要建立一个“不用GDP这样的经济指标来衡量其发展程度的社会”,社会的进步应该用“有多少人能寻找到自己有意义的角色”来衡量。

所以,要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伸出援手——不光是用钱做慈善,也需要付出自己的时间——这样才可以让每个人都获得追求自己目标的自由。

第三,创建全球性的社区。

每一代人,对“我们”这个词的定义都不一样。以前“我们”可能指的是一个村庄、一个部落、一个城市、一个国家;而对这一代的人来说,“我们”意味着全世界的每一个人。

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终结贫困,消除疾病,气候变化等,也是全球性的。没有哪个国家能单打独斗应对这些挑战。

国界不再把人和人分开,共同的价值观把不同国家的人连接在了一起。哪个国家都有自由开放与极权孤立和民族主义的对抗,哪个国家都有人在推动信息的自由流动、全球贸易和移民,同时也有人在阻挠这些事。

所以,今天的世界,不再是国与国的争斗,而是思想与思想之间的战争。

而变化,从每一个草根的社区和我们的身边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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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罗地亚首位女总统科林达·基塔洛维奇,出自草根阶层 图源:中国新闻

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是士人四大责任

《呻吟语·应务》记载,“世道、人心、民生、国计,此是士君子四大责任。”自孔子起,以孔孟为代表的中国士人始终将守道、行道、卫道、弘道视为自己的使命、责任,它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

其一,文化传承。《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始终以传承、弘扬上自尧舜下至文武周公的精神、文化为己任。秦始皇焚书,使中国上古典籍遭到全国性的空前浩劫。项羽火烧咸阳,又使秦宫所存典籍再毁于火。上古典籍得以流传至今,全赖汉初一批年事已高的经师口授。一幅“伏生传经图”足以令人动容。自宋以来,随着书院兴起,私人讲学盛行,刻印书籍规模日大,这种文化传承的实绩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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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存疑传世作品《伏生传经图》局部 图源:凤凰网

其二,对社会的批判。在中国历史上,大致说来“天下无道”之日多于“天下有道”之日。而且,由于“道”带有理想性,难以逐一落实,故而即使在政治比较清明、社会比较安定的时日,背离道的举措和现象也会时有发生。因此,为维护道而批判现实,为坚持“民惟邦本”(《尚书·五子之歌》)的理念而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一大重要任务。

其三,道德教化。荀子说:“儒者在本朝则美政,在下位则美俗”(《荀子·儒效》),后世也有“上士贞其身,移风易俗”(《明儒学案》卷六十)之说。在中国古代,优秀士人既是帝王师也是庶民师,他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是多方面的。后世的乡学、社学既是普及文化的场所,也是“导民善俗”、“以成其德”的场所,而主其事者主要是乡里士人。自“乡规民约”兴起后,它对提升民德、建立社会和谐、安定社会秩序曾起了重要作用,而其倡导者也是士人。著名的《蓝田吕氏乡约》便是北宋理学家吕大防、吕大钧兄弟发起制订的。

其四,匡救社会危机。鸦片战争前夜,社会危机日益深重,民族危机也已显现端倪,呼吁清朝政府主动“自改革”的便是龚自珍、魏源、包世臣等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的士人。后来,康有为、梁启超等呼吁、发动变法维新更是人所共知。而到危局已现之时,优秀士人则是勇打先锋、率众力挽狂澜的领头人。东汉末,由于桓灵昏淫、宦官专权,暴风雨(黄巾起义)即将来临。这时,起而抗争、力图匡救的乃是李膺、陈蕃等“党人”。1126年,金兵大举南下,包围汴京,昏庸的宋钦宗为向金求和竟罢免抵抗派首领李纲,自毁长城。危急之时,“太学诸生陈东等上书于宣德门”,“军民不期而集者数万人”(《宋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迫使钦宗收回成命。明末“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斗争、清初江南士人的抗清斗争,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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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曹操》中的陈藩 图源:百度百科

中美两国学生的“全球视野”差异

中美两国学生的使命感的差异,可能最明显的就在于他们的“全球视野”。举一个例子,美国人但凡来中国留学或游历,几乎全都是在学习中文,了解和研究中国;而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学习,研究的方向和专业往往都不是美国,有些还和中国有关:中国经济、社会、历史、政治等等。其实这个鲜明的对比也不仅仅限于中国人,东亚各国在美国留学的学生都存在这个问题:日本留学生只关注日本,韩国留学生只研究韩国,新加坡学生只讨论新加坡等等。

当然这和美国大学的录取标准以及中国人限于语言压力,把自己国家当做研究对象往往更轻松等等原因。不过,在国际视野上,中国学生确实逊色于美国学生。

在哈佛的任何一门与东亚三国中、日、韩有关的课程上,亚洲人与美国亚裔之和与美国本地人的比例大概都是1:1左右。如果是一节讲美国政治、美国经济的课,很难出现几个亚洲人的面孔,即使有,十有八九也是美国的亚裔学生。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中国学生对于世界的认识和关注度其实还很有限。也许稍微夸张了一点,如果说美国学生普遍具有全球视野的话,那么30年前的中国学生可能根本不关注世界。今天的中国开放了,但是中国学生似乎仍然不够关注世界,而是只关注世界如何看中国。(整理/刘思悦)

(综合“假装在纽约”微信公众号、中国社会科学网等相关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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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刘思悦、王少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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