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道这里的土地只能生长贫穷？
定西人不信！
干旱缺水，定西人就发明“水窖抗旱法”，截至目前，定西已挖了30多万眼水窖；降雨少，小麦不行，就摸索种土豆，成了全国土豆三大主产区之一；冰雹多，地上庄稼常遭灾，就种根茎类药材，发展成全国中药材种植、加工和交易的重要基地。
有一种信念叫“不甘”，它鼓舞着人们铆足一股劲改天换地。
贵州省织金县核桃寨地处群山深处，无路，背篓伴随这里每一个人的人生。
娃娃在背篓里长大，又继续背着背篓起早摸黑在大山里讨生活。一条布满脚印的山中小道，当地人走起路来大都是身子向山壁一侧倾斜，脊背微拱，一手扶着土石树木，一手反背在后，托着背篓，抬头望向前方——这个姿势仿佛成了历史的定格。
背篓太小，装得下几口人的生计，却装不下一家人的幸福。山里的好东西运不出去，山外的好日子也背不进来。村民好不容易喂大的猪，准备赶到山下卖个好价钱，常常还没等赶出山，猪便累死在半路。老人对年轻人经常说的就是“有本事就出去别回来”。
村里出去的年轻人还是回来了。2011年春节，一个叫杨文学的青年揣着在贵阳用背篓挣下的13万元，回来装修新房。酒菜摆好，杨文学招呼大伙儿坐下来“摆龙门阵”：
“从小当‘背篓’，背了10多年，还是这么穷！”
“外面的路这么好，什么时候咱这也能有路？”
“难！怕是这辈子等不到了。”
……
你一言，我一语，几杯米酒下肚，愁云笼罩心头。
杨文学“腾”地站了起来：“不修房了，钱拿来修路，谁愿一起干？”
“干，再苦再难也要刨出一条路来！”饭桌上的人先是一愣，然后异口同声。
无路难，开路更难。热火朝天地干了两个月，毛路还没见影儿，没钱了。寨子里22名年轻人凑在一起喝了顿酒，第二天背上背篓再次出发“闯贵阳”，发誓“背条大路回故乡”。
杨文学们背篓筹钱时，“背篓哥修路”的故事在十里八乡传开来。人们被这些年轻人的梦想深深感动着：有捐钱的，有捐砂石的，寨子里越来越多在外地打工的人回来出工出力……
一千多个日夜，抹平了最后一块水泥，一条紧贴悬崖、跨越河谷、穿寨入户的两公里连寨路竣工了。
一通百通，核桃寨的“小康路”越来越宽。通路两年多来，寨子里盖了30栋新房。当年当“背篓”的年轻人放下背篓回来搞起了养殖和特色种植，产业已成规模。
脱贫有多难，这片热土上的人就有多拼。
杨文学们“背”出一条路的脱贫故事，在千里之外的定西、井冈山、秦巴山区，在全国每一个贫困角落上演着，一条条脱贫致富的新路正不断在人们的脚下伸向远方——
30多年前，定西顶着脱贫的巨大问号；30多年后，定西人把这个问号变成了巨大的惊叹号：贫困人口由1982年的170万人下降到2016年底的37万人，贫困面从78％下降到14％，农民人均纯收入从当初的105元提高到2016年的5854元。
90年前，井冈山的乡亲们手捧着分田地后收获的玉米，唱着《十送红军》送亲人；90年后，井冈山全市4000多贫困户靠着自强不息的精神摘掉了贫困的帽子。
“快顶不住时，就躲在屋里哭一场，哭完后，继续干活。”回忆起自己的脱贫路，井冈山荷花乡高陇村49岁的村民梁清香感慨万千。她身后，竹林掩映中的三层小楼格外引人注目。盖起这房子，她用了12年。
丈夫截瘫、公婆多病、儿女年幼，她从不叫一声苦，从下地种田上山种树，到养猪养牛，靠自己的双手一点点改变着贫困的现状……
每一个贫困户，都有一个自己的战场。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一幅写在篱笆墙上的标语，字迹歪歪斜斜，却振奋人心。
“为啥想到写这幅标语？”
“为栽花椒树，去年我在山坡上砍荒，到处是荆棘，双手流了很多血。但是，要想脱贫就不能当懒人。种花椒树跟红军打仗一样，剩我一个人也要打赢。所以我在墙壁上写了这八个字。”四川省通江县柳林村贫困户李国芝说。
柳林村，位于秦巴山区深处的一座山顶上，山下是通江县两河口乡。1932年，红四方面军挺进四川占领两河口，迈出了创建川陕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步。
“宁愿苦战，不愿苦熬”。这是当年革命精神的继承，是今天反贫困战场上人民群众的坚守。
改革是重锤。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王洪梅，河南省滑县大子厢后街村党支部书记。
2016年12月12日，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
“今天有点阴冷，人们仍然热火朝天地在村里葡萄园干活，一座座现代化的葡萄大棚慢慢露出了雏形。这一切，都源于村里搞土地流转……60岁的王长发土地流转了，还长期在葡萄园打工，一年能挣近2万元。村民高兴，我心中也是美滋滋的。”
“土地流转”，这一载入中国反贫困史册的新词汇，标刻出当代中国又一新的巨大变革。
这不由让人们又想起了30多年前的那个冬夜——
安徽小岗村的一间旧屋内。
35岁的严金昌和另外17户村民以“托孤”的方式在白纸条上按出一片红手印，把村里土地包产到了户。第二年，严金昌等村民家的院子里第一次堆满了粮食。
30多年后，严金昌又一次按下红手印，将家中的10亩土地流转出去。第二年，他家年收入第一次突破10万元。
两次红手印，两次巨变，印证了同一个历史逻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与贫困斗，唯改革者赢，唯改革者进。
从前不敢碰、不敢啃的“硬骨头”被一一砸开，见证着改革的勇气，推动着反贫困斗争一步步走向胜利。
这是一场仍从土地入手的历史性变革——
“土地流转”，林权制度改革，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了我国农村生产力的又一次大解放。
吕胜勤老汉这样讲述土地流转给自己生活带来的变化：“我现在是到地里上班了。”他说，“干的活轻松，离家还近。”
吕胜勤是山东菏泽市孟庄村人，他去年把家里全部5亩多地流转到牡丹专业合作社，开始收租金、给合作社当工人。
“5亩多地一年租金就是9000多元。”吕胜勤脸上一直挂着笑。
土地流转唤醒了农村“沉睡的资本”。截至去年，全国农村土地流转面积4.71亿亩，超过耕地总面积35％。全国农户家庭农场超过87万家，依法登记的农民合作社超过188.8万家。
从山下的土地延续到山上林地，与土地流转“二重唱”的是林权改革。
上世纪80年代，由于一些历史原因，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方式的农村土地改革，没有延续到山上，山林一直属于集体所有。
回忆起那段日子，福建省武平县捷文村的村民李桂林感触颇深：“全村164户村民守着2.6万亩林地，却过着穷日子。”
2001年12月30日，李桂林领到了全国第一本新式林权证。转过年来的初夏，时任福建省省长的习近平到武平调研，作出了“集体林权制度改革要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那样从山下转向山上”的指示，林权改革在福建全面推开。2008年，这项改革在全国全面铺开。
所有权明晰，激发了群众的积极性，让山定权，树定根，人定心，林农走上了致富路。
这是一场涉及干部责任的制度性变革——
改革贫困县考核机制，扶贫开发成为考核的主要内容，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减少贫困人口数量、改善贫困地区生产生活条件成为考核的主要指标。
“在2016年扶贫开发工作成效考核中，我县考核结果全省挂末。对此，县委、县政府集体深刻检讨，作为县委书记和全县脱贫攻坚第一责任人，我负主要责任。”
2017年5月，贵州省天柱县委书记陆再义，在一次全省的大会上作出公开检讨。
看GDP，天柱并不差：在全省处中游，在所属自治州处上游，但作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因为贫困人口识别退出不精准，在这次全省脱贫攻坚综合考评中排名垫底。
在大会上作检讨，让陆再义深受震撼。“我们已经没有退路，到了破釜沉舟、背水一战的境地。”
县里四大班子专门建了“知耻后勇脱贫攻坚”微信工作群；16个乡镇对脱贫数据逐一进行入户调查核实；每月开一次脱贫攻坚大比武现场会，各战区各乡镇在擂台上晒成绩、亮短板……
改革带来工作重心的转变，广大贫困地区干部状态、当地贫困人口的生活面貌，都“脱胎换骨”。
贫困地区党员干部不再唯GDP，贫困乡亲的生活小事成了他们的心心念念。
罗军元，江西省农业厅派驻到井冈山新城镇排头村担任第一书记。翻开他的工作日志，就能感受到他日日挂心的“小事”：“搜集24个贫困户的‘微心愿’，让农业厅的同事认领；重阳节，为24个80岁以上的老人每人送上一床棉絮、一个暖手袋……”
“‘微处发力’让百姓待自己就像朋友一样，能够和我一起撸起袖子加油干。”罗军元说。
这是一场以市场为导向的根本性变革——
井冈山人便走在这条路上。
清晨，黄坳乡刚刚从沉睡中醒来，乡电商服务站的黄小华又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开业到现在一年多，寄出了1.7万多个包裹，价值160多万元哩！”拿着厚厚一沓快递单，黄小华告诉记者，这些寄出的商品大多是贫困户生产加工的，其中合作社入股的46户贫困户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井冈山18个乡镇都有电商扶贫站点，“前店后村”的电商产业模式带动2446名贫困群众增收致富。
责编：总编室、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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