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科书式的耍赖”

赵勇在社交媒体上发布的视频，比较清晰地讲述了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

一则山东高院悬赏2600万查找“老赖”财产的新闻，又一次将人们的注意力拉到了“老赖”身上。相信大家都没忘，几天前，同样有关“老赖”的一段“教科书式”的耍赖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流传，刷新了大众的三观。

事情很简单。2015年，黄某开车把赵勇（网友@认真的赵先森）的父亲撞成了植物人。按法院裁决，应该赔偿85万元。但两年来，肇事方却一再耍赖，自己买车、买房、旅游，却只赔偿给受害者2.6万元。其女儿甚至私下放言：“咱一分钱也别掏，耗死他。”

此事引发舆论公愤之后，黄某被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处以司法拘留15天，并冻结个人资产。

“教科书式”的“老赖”，初步得到了“教科书式”的依法惩治。但这一系列的事件的背后，仍然有诸多值得我们深思的地方。

“老赖”

所谓“老赖”，也称失信被执行人，主要指在人民法院的生效裁判作出后，有能力履行而依然逃避责任者。

我们故事中的主角黄某，可以说是标准的“老赖”。她明知自己应该、且有一定能力赔偿，却谎称无钱履行，并以亲人名义买房买车，四处旅游。当赵勇在新房门口堵住她，她一次又一次编出了谎话：“我也没钱，我要慢慢给你找”，“干脆让法院判我几年，这钱我就不用还了”，“我不出国，也不高消费，你说的那个什么老赖，我不给你，你不也得受着嘛”。

与此同时，受害者一家却遭受着极大的苦难。一直接受治疗的父亲已经瘦骨嶙峋，四肢畸形得不成人样。他的妈妈也患上了抑郁症。为了不让女友跟着自己受苦，赵勇选择了与其分手。赵勇的父亲一共做了四次开颅手术，他奔波在医院与法院之间，跑断了鞋子也浑然不觉。

对此，我们在感叹被善良限制了想象力的同时，也不禁感觉到有关部门在破解执行难时的压力重重。

据介绍，黄某在前后两年中只掏出了2.6万元。“两次1万元是在交通队和法院里要来的，剩下的都是一千元、一千元地给的。”

司法，是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而执行工作，是这一道防线上的最后一环。如果生效的判决，得不到有效的执行，就会被群众嘲讽为盖有官印的“白条”。

调侃的背后，不仅是对当事人权益得不到保障的失望，也包含着对司法公信力和司法权威的信心消磨。

破解

这一点，其实已经得到司法系统的重视。

2016年3月13日，在十二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就明确提出，“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被视为正式向执行难全面宣战。

为了破解这一困扰司法工作多年的顽疾，法院还打出了一套“组合拳”。

曝——公开曝光。主要就是公开曝光“老赖”的个人信息，除了在各个平台曝光，不少“老赖”还被迫“走”上了各地的商业街、火车站、体育广场的LED大屏幕，成为全城关注的焦点，接受大家的“注目礼”。

限——限制消费。根据最新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的决定》，被执行人不得有选择飞机、列车软卧、购买不动产、旅游、度假等一系列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

查——财产查控。目前，最高人民法院执行指挥系统已经正式开通。这也就意味着，各级法院执行人员通过法院内网，就可以实现对被执行人在全国范围财产的查控。早在2015年7月，“芝麻信用”就实现了与最高人民法院的专线连接，并在支付宝、淘宝、天猫等“芝麻信用”的应用平台约束“老赖”行为。

罚——刑事追责。通过对最近几年案例的梳理，我们发现，在针对抗拒执行、逃避执行的“老赖们”时，司法部门已经有了很多有效的可操作手段，比如：妨害公务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等。

当然，破解的办法还有很多。

比如山东高院协同省通信管理公司，给“老赖”的电话铃声更改为专属的定制彩铃；广州中院向社会发布38宗执行悬赏公告；江苏东台法院对立案执行标的额在5万元以下，涉及追索劳动报酬、赡养费、医疗费等民生案件，主动纳入“小额速执”办案模式，超过60%的案件在一个月内得到全部执行……

成效无疑是显著的，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的数据表明，2016年其共受理执行案件614.9万件，执结507.9万件，同比分别上升31.6%和33.1%，执行到位金额1.5万亿元，同比上升54%。

蚂蚁金服关于“老赖”的大数据

阻力

但同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前路依旧漫漫。

暴力抗法一直是一道棘手的难题。2017年7月20日，面对重庆市渝北区法院的执行人员，被执行人齐某某在一辆小四轮车上装满了大鞭炮、氧气瓶及煤气罐，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就被置于车旁，齐某某的前妻则在腰上缠了三圈鞭炮，她一只手握着打火机，另一只手捏着鞭炮引线，场面紧张得令人窒息……

一份名为《法院执行中的暴力抗法》的报告指出，法院执行中暴力抗法事件的发生较为频繁，且没有迹象表明近年来得到有效控制，或会逐渐减少。而这一主体除了自然人，甚至还包括企业、个体经营户、各类金融机构、村委会、基层党政部门官员。

另一类，就是以黄某为代表的“打太极”的。面对追讨，黄某直言不讳，“就是躲着你，你爱把我怎么着怎么着”。而现实之中，虚假离婚、转移财产、拖拉敷衍、耍赖躲闪……各类手段层出不穷。

需要指出的是，不是所有的案件都是能执行的。我们通常所说的“执行难”，是指具备执行条件，但法院没有及时执行到位的情况。以黄某为典型。

但还有一类“执行难”，学理上称之为“执行不能”。什么意思呢？比如，在不少交通事故、人身伤害赔偿等案件中，很多加害人确实经济条件很差；或者许多法人企业因为经营不善等原因，已经负债累累，甚至要符合破产条件了，必然无法按判决标准进行赔偿。这些情况，都属于“执行不能”。

事实上，这种情况还不在少数，保守估计，约占所有执行案件的40%左右。

很显然，“执行不能”的现象，不是法院一家能够解决的。换言之，我们必须认识到，司法的功能是有限度的。

合力

那怎么办呢？

不妨看看政论片《将改革进行到底》的第四集。2016年，躺在病床上的老秦被获知，难得一见的“老赖”代理人，竟然主动上门要求还款。原因何在？其实就是法官将“老赖”王某列入了失信黑名单，限制其一切高消费活动。王某当时正在南极旅游，因为无法购买返程机票，被困在了南极，才决定还钱。

这一案例其实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思路：联合社会的力量，共同解决。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局局长刘贵祥法官，此前已经明确指出，可以建立自然人、非法人组织破产制度或者强制破产程序等，对涉民生的无财产可供执行案件，通过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司法救助制度予以消化。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已经实现了与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数据共享。这个系统包括3400多家银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部、工商总局、证监会等单位，执行法官足不出户，即可查询14类16项信息，基本实现了对主要财产形式的“一网打尽”。

2016年1月，最高人民法院与国家发改委等44家单位联合签署了《关于对失信被执行人实施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推出8大类55项惩戒措施；6月，中央深改领导小组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失信被执行人信用监督、警示和惩戒机制建设的意见》，规定了11类100多项惩戒措施，涉及出行、旅游、投资、置业、等经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被评价为有史以来，规格最高、范围最广、惩戒最严的整治“老赖”措施。

截至2017年2月，各级法院累计发布失信被执行人信息673.4万例，采取信用惩戒措施838.6万人次，70.7万名失信被执行人慑于信用惩戒主动履行了义务。

“老赖”的生存空间，必将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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