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
小康不小康，厕所算一桩。
早在2015年4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曾对“厕所革命”作出重要指示。近日，习近平再次就旅游系统推进“厕所革命”工作取得的成效作出重要指示。三年两次重要指示，推动了全国各地真抓实干，不断改善厕所环境，努力补齐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回顾“厕所革命”的进程，学习小组推荐一篇旧闻，2015年8月《人民日报海外版》的文章《小事情是个大工程——中国“厕所革命”的30年故事》。另附1995年《北京日报》刊登的《公厕革命与文明工程——关于北京公厕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虽是旧闻，思想却不过时，信息量也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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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他开始当记者。
巨变中的京城，新信息如喷泉，不少记者喜欢跑会场。而他和几个哥们儿却从1993年起，忙着“跑厕所”，调研“臭不可闻”的民生课题，着迷“公厕革命”，并将其定位为“文明工程”。
坐在北京广渠门大街90号4楼办公室，首都文明工程基金会执行会长兼《文明》杂志社长、“中国公厕研究第一人”娄晓琪，常想起当年在《北京日报》工作的时光。
“鼻子就是通往厕所的路”：“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是臭名远扬”。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这些有关中国厕所的“流行语”曾让国人汗颜。娄晓琪记忆犹新。
从那时起，中国开始喊“厕所革命”，距今已30多年。这期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城市迅速扩展，新农村建设突飞猛进，但厕所这个小问题依然在困扰着国人。
而今，伴随着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提及农村的“厕所革命”以及国家旅游局倡导的“旅游厕所革命”，“厕所革命”这个一度被遗忘的词，再一次强势回归人们的视野。
这一次，中国能否完成30年前已开始的“厕所革命”？能否找回被国人遗忘的“厕神”？
❶ 30年“厕所革命”，仍未完成
时间回到上世纪80年代。
那时，不论是对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如厕这件事都是一个挑战。当时的厕所条件简陋，基本是无隔挡的集体上厕所模式，几堵围墙，一排蹲坑，臭气熏天。胡同巷子的人家共用一个厕所是常事，冬天尿液结冰，夏天臭味弥漫，附近居民戏称通往厕所之路为“尿尿路”。
当时外国人来中国上厕所的体验就是4个字——哭、笑、叫、跳。哭，恶臭让你泪流满面；笑，众人一起蹲坑，面面相觑；叫，夏日里厕坑里的蛆不停蠕动，让人惊叫；跳，脏水弥漫，立足之地甚小，跳跃着上厕所。即使这样，能及时赶上空位还是件幸运的事，很多公厕外一到早晚高峰期都排着长龙。
为了解决这一尴尬，借助1990年亚运会举行的东风，北京开展了一场浩大的厕所整治行动，即“厕所革命”。据统计，从1984年到1989年，北京共新建、改建公厕1300多座，改建通下水道的溢流粪井1000个，扩大公厕面积1.6万平方米，增加坑位3300个，6000多座公厕基本上实现了水冲。全国很多地方也紧跟北京步伐，包括在广大农村，也积极推行符合当地环境的卫生厕所，比如山东的“三通沼气式”、河南“双瓮漏斗式”、辽宁的“四位一体六栅式”、宁夏的“双高式”、江苏的“三格式”厕所等，中国的厕所问题开始有了缓解。
而在国外，同期，菲律宾政府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施农村厕所改良计划。1985年，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得无法使用的状况，日本成立了著名的“日本公厕协会”。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城市扩张，人口增长，厕所依然在拖后腿。
目睹这一切的娄晓琪告诉本报，虽然那时厕所问题凸显，大家却都不愿意谈这事，因为中国人自古只重饮食，而对“出口”之事却不怎么理会。
这位长相年轻的北方汉子，28岁时就被朋友戏称为“掉厕所里的娄晓琪”，开始执着于厕所这个看似尴尬的问题。他开始找很多人去谈厕所问题，但大家反问他：厕所不臭哪臭啊？好像中国的厕所本就该如此。娄晓琪就继续问，那能不能让它不臭？一个清洁工回答说：不能啊，因为它设计不合理。
一语惊醒梦中人，娄晓琪忽然开了窍。中国的厕所从来没有考虑过设计，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大会堂、军事博物馆需要设计，而厕所不需要”。更重要的是，厕所的建设没有任何规划和标准，这也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制度或法律法规作保障。“没有标准规定，也就不会有人想到这个问题，只有严重时才会有人提及。”娄晓琪无奈地摇头。
1993年3月，娄晓琪牵头的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对北京长期存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公厕问题成为社会科学的规划研究课题，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也是罕见。他们发现了问题的症结——运作机制掣肘、经济发展水平制约、社会文明意识缺陷和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观念滞后，并在《北京日报》等媒体展开讨论，发起“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
新世纪以后，中国城乡“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状况已基本解决，根据国家卫计委统计，截至2014年，中国卫生厕所普及率已从1993的7.5%提高到了76.1%。但如娄晓琪所言，厕所依然是我们基础设施的短板，关键是观念和意识问题。在很多城市，厕所建设还没有纳入城市规划环节且总体技术应用水平落后，卫生水平不高，水电耗费严重。而在广大农村，尤其在北方农村，仍以收集式旱厕为主，很多不合格、不卫生。此外，公民文明如厕的意识还有待提升，如厕不文明导致中国公民出境旅游时饱受诟病。
❷ 五千年文明，被遗忘的“厕神”
“厕所革命”虽然是最近30多年才提及的新词，但中国的厕所文化却渊源流长。五千年前，西安半坡村的氏族部落，不知谁刨了一个土坑，那就是中国最早的厕所。
有关厕所最早的书面记载出现在西周，《仪礼·既夕礼》曰：“隶人涅厕”，即奴隶挖坑厕，主人负责填满，周而复始。可能为了减少挖坑的频率，春秋时代，奴隶将坑挖得很深，一般“垣高十二尺以上”。秦汉时期，厕所开始改进，出现了蹲式和坐式，划分男女厕所，两个左右并列，其中一个便坑前有尿槽，另一个没有，尽显现代风格，而且还出现了最早的水冲坐式厕所。除了花样多，为了既养猪又积肥，较为普遍的是厕所和猪圈并排而建。
到了更加开放和繁荣的唐代，有了专司厕所的宫廷官员“右校署令和丞”等。宋代，厕所也跨界到商业范畴，由于农田施肥的需要，出现了专门经营“粪业”的人——“倾脚头”。
明末清初，城市公厕变多了，却开始收费了。清嘉庆年间，若想进公厕，“入者必酬一钱”，虽会附赠两片手纸，还有免费书籍供阅读，并广告此处乃“洁净毛（茅）房”，但很多人还是选择了“当道中便溺”。直至清朝末年，朝廷开始禁止随地便溺，使得上述情况稍有改善。
民间还有“厕神”的传说。“厕神”的源头，据传可以追溯到上古神话。而民间比较流行的“厕神”又名紫姑，来源于南朝宋刘敬叔的《异苑》。书中记载：紫姑是个美丽的小妾，但彪悍的正室对其羡慕嫉妒恨，“每以秽事相次役”，使孱弱的紫姑最终劳死在厕所中。天帝怜悯这个可怜的姑娘，便以其去世地点封她为“厕神”。但“厕神”却是不管厕所的，而是“能占众事，卜未来蚕桑”。唐宋时期很盛行元宵时节“迎厕姑”，也许是因为之后的“当道中便溺”，使得紫姑无处降落，又不似日本的“厕神”管生育和发财，这个风俗逐渐退出了元宵节的例行节目，“厕神”紫姑也逐渐被国人所遗忘。
我们的“厕神”在陨落，西方却逐渐用技术开启了19世纪的“厕所革命”：40年代，汉堡出现了用河水冲刷管道的下水系统；50年代，伦敦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抽水马桶的公厕。而那时的中国，紫禁城里根本不知世界还有抽水马桶这件事，只知道会有粪车从“后门”出没。中国农村的厕所基本就是“一个坑，两块砖，三尺土墙围四边”。
在第七届中国国际旅游商品博览会上，旅游厕所展品成为一大亮点。
❸ 未来：如何延续厕所文明？
中国有五千年的厕所文明，为何如今会频现厕所问题？难道只因一个传说中的“厕神”被人淡忘就使厕所文明消失了吗？
“当然不是。中国是农耕社会，尊重农业生产是最基本的社会共识。过去皇上也是农民，也信奉肥水不流外人田，皇家的便溺也是要拉去郊区进行施肥。中国的农民，撒泡尿都得跑自己地里。”娄晓琪说，“但过去人与自然是一种融合的和谐状态，这个问题不突出。现在经济和城市的野蛮发展，打破了这种自然的融合。因此厕所问题是复杂的发展问题，是多层次的融合性问题，需要系统解决。”
由此可见，“厕所革命”不单纯是厕所建改与资金投入问题，它更是对人的尊重，对妇女、儿童和老人等弱势群体的关爱和时代文明发展等系统性问题的一部分。一座厕所的设立，涉及到城市的管网规划问题，包括上下水工程，很多地方先天不足，却不想从根本上改变，因为他们还没有将厕所建设作为新区建设的标配。
而一些已建起新式厕所的地方，却不重视管理，管理体制机制不完善，完全违背厕所运营“三分建设、七分管理”的原则，导致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在新技术应用上，中国厕所的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节水厕所”等国外最新技术也未得到广泛应用。
曾经为了看透厕所问题去读研、读博的娄晓琪，对此有着自己的见解。他认为，首先，观念上要重视，相关体系制度要设立，要具有前瞻性。各地应着力把厕所建设作为民生工程、惠民工程，将其纳入城市建设、城镇化、新农村建设等总体规划之中，作为新时代的文明工程，作为新建城区的重要指标。同时，重视厕所设计与城市规划的有机融合。其次，注意基础性，借助卫生城市、文明城市建设等平台，形成厕所建设和管理的高效、长效机制，其建设应与环境相适应，不可奢华，但不可简陋，以干净和与环境相匹配为基本准则。再次，厕所运营模式也可以有新探索，特别是在建设资金筹措等方面，应鼓励多元参与，既保证厕所的公益性质，又确保建设维护的可持续、长效化、机制化。
当然，“厕所革命”也是个技术活。我们还需紧跟时代潮流，不断创新技术，积极采用新技术、新材料来建设厕所，推广真正因地制宜、节能节水、可循环运转的新型厕所。
前世界首富比尔·盖茨的马桶计划也许是个很好的启示。2011年，盖茨基金会启动了他的“马桶重建计划”。这一计划面向全世界约2.6亿没有下水道系统可用的人们，旨在通过技术升级，建设不用上下水，不用接电，建造、运作和维护总费用人均每日几美分的马桶，以提供低廉、卫生、可持续的如厕服务。
目前这一计划也在中国展开。从2013年开始，盖茨基金会与北京科技大学联合主办厕所创新大赛-中国区（Reinvent the Toilet Challenge， RTTC-China）项目，大赛组委会也与政府部门进行了联合，商务部、科技部、卫计委等部委代表是其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交通部也参与其中，期望能将成熟技术加以利用。大赛面向具有创新能力的企业、大专院校、科研院所、非政府组织（NGO）等法人单位征集创新提案。2014年，清华大学等团队的提案获得研发资助金，将进一步完成推广应用前的可行性试验。
30年后的今天，“厕所革命”仍然在路上，向着城乡更偏远、更分散、更底层的角落挺进。（赵静静 陈振凯 刘 康 刘居星）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08月01日 第 0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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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厕革命与文明工程
——关于北京公厕问题的调查与思考
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 娄晓琪 李虹 季燕京 余群
编者按 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在对北京公厕展开深入、系统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指出京城公厕现状已成为现代城市文明的死角，已构成首都北京迈向国际化大都市进程中的障碍因素，北京公厕亟需一场革命。同时，课题组还以人类文明发展史和世界城市发展史为基点，对公厕的基本功能及其文明属性、公厕革命与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关系展开深入思索，从而将公厕问题纳入社会科学的理论研究和城市发展的规划研究，以供实践操作参考。北京公厕革命的调研与实施强有力地冲击了中国千百年来旧有的社会文明意识，倡导了崭新的环保、环卫观念，并在相当程度上赋予北京公厕以时代的新风貌。可以预见，以公厕革命启动的首都文明工程这一跨世纪系列工程的持续研究、展开，将使北京具有更良好的国际形象，并将对北京现代化城市建设产生深远的影响。
公厕革命作为首都文明工程的首项课题被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重点项目，以往不能登大雅之堂的公厕问题现在成为社会科学的规划研究课题，不仅在中国是第一次，在世界也很罕见。这标志着对城市环境文明的高度重视，标志着重视以科学的方法解决社会实际问题，也表明中国学术界和新闻界社会科学研究的实践价值取向。首都文明工程课题是关于北京环境文明建设问题的探索性的实践研究，包括首都城市雕塑建设、首都城市文明教育、首都城市垃圾处理、首都城市产业文明化和首都法制宣传服务体系等。首都文明工程课题是经国内相关学科的在京专家、学者共同论证的、跨世纪的、系列的施政研究，其宗旨是：运用新闻学、传播学、社会学、环境学、经济学、城市学等多种学科的综合调研方法，对首都北京环境文明建设及其社会意识问题进行实践决策和操作研究，其研究成果将供有关部门决策参考，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引入实际操作。
一、北京公厕亟需一场革命
1993年3月，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对首都长期存在的公厕问题展开调研，启动了文明工程这一跨世纪系列工程的探索研究。
据调查，截至1993年底，北京市由环卫部门管理的公厕共有6800多座。从总体数量上看，可谓世界之最。但是，只有不足30％的公厕位于街道和公共场所供流动人口使用，而在主要街道和繁华地区的公厕仅200余座，其余70％以上分布在胡同和街巷内。据市统计局资料，北京市外来流动人口日均330多万，加上流动于街道和公共场所的市民，总数每天约400万人。北京市主要街道公厕约计1.5万人拥有一座；西单、王府井、前门等繁华商业区地段，平均10万人以上一座。以总长1.5公里的著名商业街西单北大街为例，平均每天购物人流10万人左右，街面上却只有一处公厕。据观察，在每日中午12点购物高峰时间，每5秒钟就有一个人进出该厕所，候厕人流拥挤不堪。居民居住区公厕状况同样不容乐观。目前，北京城区还有100多个地处胡同角落的公厕需要人工背桶掏粪，即使在新建小区内，如方庄、安外小区、丰台西罗园、英家坟、海淀五棵松等，要么根本无公厕，要么即使有也改做他用，使公众无法如厕。在已调查的北京165个居民小区中，仅有公厕62座。据联合国一份关于环境的资料表明：中国城市人均拥有厕所的数量居世界末位！
更令人难以启齿的是首都公厕的质量。国家建设部关于公厕的四类标准是：一类、二类要做到有独立便器、洗手池、整容镜、全天保洁、专人管理。三类、四类是沟槽式，有隔档设施的为三类，无隔档的为四类。据统计，北京全市大街小巷，一类公厕50余座，二类70余座，三类750余座，其余都是极为简陋的四类甚至不上类的公厕。也就是说，达到三类以上标准的只占公厕总数的10％。气味是厕所质量的主要标志之一。日本规定的厕所气味标准是：氨为百万分之一，硫化氢为百万分之0.02，超过上述标准的不准使用。据早些年环卫局调查，北京公厕的氨和硫化氢的含量分别比日本规定的极限含量高出许多倍。在北京市6800余座公厕中，不通排污下水道的粪井达4000多个，这些公厕仅靠清刷地面无法消除臭味。
多年来，“如厕难，难于上青天”的呼声、指责屡屡披露于大众传媒和内参，据粗略统计，批评和抨击过北京公厕问题的国内外新闻机构有几百家之多，报道文章数以万计。国际上最著名的通讯社、报纸、新闻杂志和广播电视媒介几乎都报道过北京的公厕现象。1994年8月，国家旅游局对全国旅游公厕满意率进行抽样调查，其结果令人担忧：海外游客对国内公厕完全满意率仅为10.4％，不满意率为49.4％。有些外国游客幽默而又挖苦地评价说：“中国的美味佳肴享誉全球，中国的公共厕所却臭名远扬。”
因此，当外国游客从北京公厕中仓惶逃出，抱怨“连厕所都搞不好，还搞什么现代化”，当国外的报纸评论说：“中国厕所的面貌实质是中国人文化素质低的结果”，凡此种种都不是危言耸听。北京公厕的现状确已成为严重的社会弊病，不符合现代生活要求，阻碍了首都北京的现代化、国际化进程，已成为进行正常国际交往的障碍性因素，极大地损害了首都北京的国际形象。北京公厕问题亟待解决，公厕革命势在必行！
二、北京公厕问题的症结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经济体制的确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中国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据统计，中国1990年城市量比1980年有大幅度增加，市镇人口由1980年的19140万人增至1990年的30191万人，而城市流动人口更是与日俱增。面对日益膨胀的城市和飞速发展的经济，寻找城市基础设施原始、落后的症结，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和途径，已成为摆在全国各大城市面前的共同课题。
北京公厕问题的主要症结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第一，运作机制的掣肘。
北京公厕问题的严重性，在实践方面，归咎于机制症结。机制，是指某种社会活动或事业各个要素的关联方式及其所形成的功能。在公厕问题上，机制指的是公厕投入与管理主体之间的关系方式。长期以来，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把政府看成是万能的，把行政行为当成是唯一的社会公共行为，因此，所有的经济活动和社会公益事业都被当成政府的行政工作，公厕自然也由政府全面包揽起来：公厕建设的投资作为财政支出，公厕管理和清洁都作为政府的日常工作。政府的角色非常复杂，既是公厕的投资主体，又是管理主体；既是有关公厕法规的制定者，又是执行者和监督者；既是行政权力机关，又是清洁工、搬运工。面对市场经济和首都建设的飞速发展，资金短缺的状况使公共事业的财政投入严重不足，于是，政府及其主管部门成了公厕这个社会问题的矛盾焦点。
第二，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
解放前，分布在北京城区街道上的公厕有516座，大多由草席围成，非常简陋。其中，砖砌较正规的公厕仅有83座。解放后，北京市政府在大街小巷修建了上千座公厕，受到市民的赞扬，被誉为人民政府的德政。1964年，当时的国家主席刘少奇同志曾经在北京讲过：“我们不但要想到吃饭问题，而且要想到厕所问题，这么大一个城市，这些问题处理不好怎么能行！”1965年1月7日，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万里同志和崔月犁同志到崇文区清洁队与劳动模范时传祥一起参加背粪劳动，指出：“一定要搞技术革新，革粪桶的命，争取早日实现机械化，放下粪桶。”随即，北京市普遍推广使用真空吸粪车清运粪便，将旱式公厕改造为水冲式公厕，掀起了一个放下粪桶、改造公厕和户厕的高潮。而后的一段时间里，北京共兴建街坊厕所3100多座，改造户厕15300座，使北京的公厕有了历史性的进步。但是，由于政府经济实力的不足以及连年的政治运动，北京的公厕状况未能有根本好转。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北京市公厕的数量、质量及政府对公厕建设的投资实力，与改革开放的形势、人们日益提高的文明需求，以及日益频繁的国内外交往相比，差距越来越大。公厕这一痼疾终于作为社会“重症”引起强烈关注。
北京市政府曾于1984年组织力量，分别检查了城近郊8个区共100多座公厕的卫生状况。而后，市领导多次召集有关公厕问题的会议，拿出了一些措施，使全市繁华地区、主要大街和旅游景点的公厕面貌有了一定的好转。但市政府能够拨给环卫部门每年每座公厕的管理费用仅为300多元，而实际上，平均每年每座公厕的保洁费、维修费、水电费和人员工资约需800元左右。这种入不敷出的状况不仅难以稳定保洁人员的队伍、保证设备维修，甚至连夏季突击性的灭虫除臭药剂购买费用都不够。按照目前的造价水平，新建一座二类公厕至少要30万元，公厕改建升类每座至少要5万元。北京的公厕现代化、文明化改造资金约需10亿元左右。从1984年起，北京市政府加大公厕的投资额，已达2500余万元，各区县政府也投资近2500万元。按照这种拨款速度，北京的公厕若达到现代化、文明化水平，恐怕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若算上设施折旧和更新改造的费用，时间恐怕更长。
第三，社会文明意识的缺陷。
据《周礼》记载，中国早在三千多年以前就有了建立在路边道旁的公厕。《说文解字》在诠释“厕”字时说：“厕，言至秽之处宜常修治使清洁也。”一旦人类社会出现了第一座厕所，无论如何简陋，都表明人类自我保护意识和社会文明意识的萌芽。中国早在汉代就已注重粪便的处理。到了南宋，都市中已有了专门管理粪便、清洗厕所的行业，并总结出简而易行且行之有效的利用粪便的方法。可见，保持厕所的清洁卫生是中华民族古已有之的某种社会共识。然而，人类文明的发展规律表明，脱离现存物质文明水准的超精神文明不可能出现。中国曾是一个有着漫长封建集权历史的国家，长期封闭的小农经济和强大的封建集权，制约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商业城市的形成。尽管中国在中世纪出现过人口众多、享誉中外的都城，但大都作为农耕时代的军事和政治中心城市。在这种特有的城市中，各种公用设施的缺乏、公共意识的残缺是不足为怪的。到了近代，虽然商业化都市随着商品经济发展逐渐兴起，但连年不断的战乱使得城市公益问题得不到关注，城市功能无法完善。中国文化历来重视“吃喝”而轻视吃喝的另一端，导致了中国享誉世界的食文化背后隐藏着难以启齿的隐患。多少年来，中国“唯厕独臭”的事实反映了中国人厕所观念和如厕行为的落后，也反映了我们长期以来在社会公德教育和环境意识教育上的疏漏，以及社会文明意识的缺陷。因此，毁坏公厕设施、污染公厕环境、“宁愿找个墙角方便，也不交钱如厕”的现象屡见不鲜。
机制、资金和观念症结还派生了公厕建设用地、环卫人员构成、公厕设计、粪便处理等其他方面的难题。特别是，目前城市建设管理体制滞后于经济发展的要求，城市建设所涉及到的部门、单位、地区之间有许多权力和利益的分割、牵制、纠缠等矛盾，任何一个公厕的修建都要涉及十多个部门和单位，使公厕问题的彻底解决难度更大。
三、公厕革命的内涵
公厕革命即指在公厕问题上，人们在观念、设施、体制、机制和行为诸方面发生比较彻底的变革和改善。“革命”意味着具有根本性的扭转、变化和改造。正如农业革命、绿色革命、技术革命、垃圾革命等等一样，从某种意义上说，公厕革命是一个国家现代化、文明化进程的内容之一，具有历史的必然性。特别是在改革开放的首都北京，公厕革命意味着：
首先，是城市环境意识的转变。它要求树立一种保护公厕设施、维护环境清洁、为公益事业做贡献的文明、健康、卫生的公德意识。
其次，是人的一种行为方式的转变。它要求人们在如厕行为上做到文明、礼貌，否定那种不讲公共卫生和公共道德的行为。
再次，是一种机制的转变。它要扭转和变革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资源配置方式，寻求能使公厕这种公益事业产业化发展的渠道和思路，并通过法律、政策手段调配社会资源，使首都城市公厕的规划和建设向现代水平接近，走上富有活力的良性循环轨道。
第四，是一种技术的进步。它要求公厕设施及其外观构造向方便、清洁、节能、美观的方向靠拢，改变脏臭差的现象。
最后，公厕也是构成城市景观的美化与和谐的要素之一。公厕数量多、分布广，不少公厕还散见在城市交通干道上，对城市景观影响极大。因此，不仅公厕内外装饰要求美观，而且其建筑必须从整体上与周围环境相协调。公厕建筑必须成为城市环境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特别是要与街道绿化、美化相结合，以期成为现代化城市新型建筑的类型与标识之一。
公厕是方便人民群众的生活、满足人们生理功能需要的必备设施，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必要组成部分，对维护市容卫生、保障人民健康具有重要作用。公厕建设和管理也是城市建设和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厕的管理水平标志着一座城市的管理水平。随着城市的出现及其现代化过程的深入，厕所，尤其是公共厕所早已不单是人类生理代谢的简陋而随意的场所，而是兼有生理代谢、卫生整理、休息乃至于审美、商业、文化等多种功能，本质上构成了人类的生活观念和环境意识的变革和进步。公厕已成为现代城市文明形象的窗口之一，是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体现着城市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水平，显示着一个民族的文明素质。在世界发达国家和地区，在其城市发展史的相应阶段，都程度不等地进行过公厕革命。比如，日本早年的公厕也很落后。30年代，日本横滨市的居民也在无冲水、窗户安有铁丝网的长方形混凝土厕所叫苦连天。1985年，基于日本著名旅游观光点没有公厕，或者即使有公厕也肮脏得无法使用的状况，日本成立了著名的“日本公厕协会”，着手解决公厕问题。本世纪八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也注意到公厕问题并量力进行公厕改革。比如，菲律宾政府就鼓励在城市建造带化粪池的水冲厕所，并在1982年至1990年分期实施农村厕所改良计划，以求1990年底菲律宾全国农村的每户居民都拥有一座卫生厕所。
总之，北京公厕革命的实施目标，不是为盲目追求公厕建筑与设施的豪华，而是在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的前提下，使北京公厕有一个根本性的改变，即布局合理化、设施现代化、内外美观化、功能多样化、管理秩序化、清洁卫生标准化。从本质而言则是彻底改变过去的旧观念，将公厕革命作为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相统一的重大举措。公厕革命的重点在于，随着首都北京现代化都市的发展，尽力转换公厕规划、投资、设计、建设、管理、经营、保洁等一系列运作机制，并尽快推动公厕改造的全面实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改造任务，在整体上接近现代化国际城市的水平。
四、北京公厕革命的前期效果和几点建议
首先是舆论的冲击。
1994年4月，首都文明工程课题组以“北京的公厕亟需一场革命”、“步履艰难的公厕革命”、“公厕革命的出路何在？”等为题，在北京日报连续载文，有针对性地介绍北京市公厕现状，探索公厕改革的途径，呼唤一场全民动员的公厕革命。关于公厕革命的宣传还见诸首都各大报刊和广播电视节目。1994年4月至7月，课题组又研究制定了《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方案》。1994年8月8日，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拉开了序幕。同年11月15日，大赛截稿，共收到来自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和美国、澳大利亚的设计作品340件。参赛人员既有科技人员、管理干部、工人、部队干部和战士，也有在校的大学生和城镇居民。他们当中，年龄最小的20岁，最大的75岁，充分体现了全国人民关心首都城市文明建设的拳拳之心。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的舆论反响出乎意料，从大赛开始到大赛评选结果揭晓，中国内地和香港，以及美国、加拿大、日本、新加坡、泰国等100多家国内外新闻媒介发表过消息和评论，形成了强大的冲击力。
公厕设计大赛在中国尚属首次。它充分利用大型竞赛特有的强烈公众视听效果，旗帜鲜明地倡导了“公厕革命”这一现代文明观念。正像美联社、路透社等国外新闻媒介所评论的：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可以看作是中国人形象的一次胜利”，“影响了中国人的厕所观念，将导致中国的一场公厕革命”。
其次是观念的变迁。
长期以来，公厕设计一直未能获得专业设计人员的充分重视。国内公厕大多是规模较大的方盒子，既难以解决脏臭问题，又影响市容景观。首都公厕设计大赛是为了拓展首都城市公厕的设计思路，征求多种设计新方案。特别是发动专业设计人员参与研究，寻找和提出新的公厕设计方案，促进环境文明意识的进步和文明建设的发展。在征集到的大赛方案中，设计师不仅考虑到公厕的实用价值和便于残疾人使用；而且，努力体现建筑美学和环境学的要求。大批专业设计人员的积极参与，一批具有现代设计水平和时代感、与城市风貌相融合的佳作获奖，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专业建筑设计师不屑于搞公厕设计的传统观念，同时为“公厕革命”的具体落实提供了蓝图，并为建筑师今后设计出更适合首都城市发展的公厕奠定了基础。正像获本次大赛一等奖的年轻女建筑设计师王晓虹在阐述其设计思想时特别强调的：“设计师应该从造型、色彩、气味、设施、使用功能、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等等方面去精心设计，以‘社会’为前提，以‘人’为根本。公厕设计应该最大限度地体现设计师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怀。”
首批38座设备优良、便利清洁的现代化公厕的建成及陆续投入使用，进一步改变了北京环卫部门管理人员、公厕保洁人员和市民“厕所就是脏臭之所，脏臭问题解决不了”的陈旧观念。在对首都各界群众和国内外来京人士的随机调查中，大家表示，这批试点公厕的建成及时缓解了部分地区居民用厕及购物、旅游入厕难的问题。有居民说：“公厕能搞得这么清洁，这么干净，简直难以想象，说明市政府对各方面的建设都很重视，很关心提高市民的生活质量。”有关捐资单位也表示，企业愿意尽其所能，为改善北京城市环境和人民生活、为北京的公益事业出资出力。
再次是机制的突破。
旨在实施首都城市公厕设计大赛获奖方案的“新一代公厕试点工程”新建新型现代公厕38座，分布于街道、车站、公园和绿地。全部工程共耗资1300余万元人民币，分别由在京38家企业和日本伊奈公司捐助。这些企业的名字被镌刻在精心加工制成的铜牌上，并安置在落成公厕的显要位置。出资的企业表示，一个企业的良好形象和较高的社会知名度是现代市场竞争中的一张王牌，参与公厕革命、出资支持首都文明建设是企业的责任和义务，也有利于提高企业的知名度，树立企业的现代文明形象，这对企业的发展来说也是一笔无形的资产。事实证明，社会参与公益事业，政府支持协调，给政策和机会，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效率和速度就高得多。同时，社会参与公益事业的程度，也显示城市文明的成熟度。在没要政府出钱的情况下，由社会各界参与建成的这批试点公厕“为公益事业大家做，社会问题社会化”提供了有益的尝试。新闻界评价道：经社会各界出资出力携手建设完成的新一代公厕试点工程是“解决公厕问题的新起点和里程碑”。
最后是几点建议。1．增大容量。在近期政府没有更多的资金、不可能大规模新建改建公厕的情况下，根据目前北京公厕现状，在加大政府投资力度、调动社会资源参与解决公厕难题的同时，建议开放商业服务设施内部的厕所以方便顾客，提倡新建小区和商业网点时多建附建式公厕及公厕的功能多样化，缓解公厕数量不足、布局不合理的矛盾，有效利用土地。2．制订完善的政策法规。进一步加强法制宣传，增大执法力度，完善公厕规划建设的政策法规，堵塞法规漏洞。建议将《北京市公共厕所暂行办法》修订为《北京市公共厕所规划设计与管理条例》，就公厕的立项、选址、拨地、拆迁直至审查设计方案、颁发施工许可证等全过程进行立法，并建立起一整套监督系统。制订数量适宜、布局合理、选址适当、环境协调的公厕建设规划，以期实现公厕管理的法制化、民主化和科学化。
五、公厕革命的启示和文明工程的展望
公厕革命的启动这一实践过程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择其要者，有如下几点：
第一，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特别要注意寻找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的契合点，到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寻找载体。北京的公厕革命正是两个精神文明建设的契合点。它从首都社会生活中这样一个密切关系到群众生活和首都形象的问题做起，致力于创造一种良好的城市环境文明。环境是指人这个主体之外的、作为人生存发展条件的一切物质和精神因素的总和所构成的空间和氛围，是包含一切物质和精神因素在内的总体概念。因此，环境文明不仅是物质的、基础设施的，更是人文的、精神价值的、形象风貌的、道德风尚的。首都城市环境文明建设包括日常生活的公共设施环境，如厕所、垃圾清理、交通，以及于身心健康所必需的净化、绿化、美化环境，如公共绿地、林荫区域、环境艺术等硬件环境，也包括人的文明意识、文明行为、文明风气等软件环境，而后者是更为重要的基础。
首都文明工程涵盖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物质工程的建设，二是意识进步的推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马恩选集》第一卷43页）”。公厕革命作为首都文明工程的首选项目，其实质是在深层次上探讨精神文明建设的物化问题，是通过物质工程的建设推动意识进步。
第二，精神文明建设要面向群众，依靠群众，争取最大限度的社会参与。以公厕革命的启动为先导的首都文明工程是一项系统工程。小小公厕所牵动的却是相当广泛的方方面面。譬如，旧的城市管理的体制和人们的观念、行为方式的转变，以及环境意识的树立，等等。因此，对领导者而言，绝不能单打一，顾此失彼，而要将其作为现代化城市建设的系统工程来对待，认真统筹，充分发挥系统工程各个环节的积极性，形成精神文明建设的合力。首都文明工程就突出了公益事业的社会参与性。它所开创并日渐形成的由舆论发动，政府支持、指导、协调，相关的职能部门和社会有能力者共同参与投入的现代公益事业新机制，体现了精神文明建设的群众性、建设性、创造性，这是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鲜明的时代特点。
第三，精神文明建设要选准突破口，坚持不懈地抓下去，方能取得实效。1995年11月19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扩大会议提出，学习贯彻全国精神文明建设经验交流会议精神，要结合北京的实际，把精神文明建设工作和城市管理结合起来，把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作为首都精神文明建设的突破口来抓。首都文明工程以公厕革命这一涉及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热点问题为先导，选择公厕设计大赛和新一代公厕试点工程为突破口，有周密的实施方案，有较强的可操作性，所以活动搞得较为成功，社会反响强烈。实践证明，凡是为群众所欢迎、真正植根于群众需要的精神文明建设活动，就能够收到事半功倍之效。以这样的示范行动去教育人、感化人，定能唤起公众投身两个文明建设的积极性和自觉性。“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教之；其败也，必在慢之。”首都文明工程的覆盖面，决定了领导作风必须严细深实，锲而不舍，一抓到底，仅仅满足于过得去或表面上的轰轰烈烈，那是不行的。
第四，精神文明建设要抓住提高人的素质这一核心问题。就首都文明工程而言，不断提高公民的文明素质，显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一个大城市要建设好，除了要有比较现代的硬件设施和一整套管理软件之外，还必须不断提高市民的素质，否则，就谈不上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人的文明水准是人口素质的基本标准。当代北京人，要具备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地位相适应的素质，一个基本方面，就是要有良好的文明素质。这样，提高首都城市文明程度才有坚实的基础。与现代文明设施相匹配的文明习惯的形成有个逐渐培养的过程，要靠教育来引导。首都文明工程正是通过工程进程中的公民文明教育使广大市民“明理、动情、参与”，增强社会责任感和公德意识，从而形成良好的文明的社会氛围。
北京作为历史悠久的世界文化名城，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和国际交流中心，对全国乃至世界有着较强的政治、文化、经济集聚性和辐射力。这一特殊的城市性质和功能，决定了北京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窗口，必须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首善之区”。首都文明工程的深入持久开展无疑将有助于把北京建设成为“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各种公众服务设施、基础设施及生态环境达到世界第一流水平的历史文化名城和现代化国际城市”，从而更好地为党政军首脑机关正常开展工作服务，为日益扩大的国际交往服务，为国家的教育、科技、文化和卫生事业的发展服务，为市民的工作和生活服务。
（北京日报 1995.12.25 版次：001;004版）
（来源：学习小组）
责编：戴尚昀、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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