脸书因数据外泄丑闻已吞下百亿市值蒸发的苦水。（图据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扎克伯格最近很烦，被挖出了始自5年前的用户数据外泄丑闻后，他从CCTV2被拖到了CCTV1，因为利用了脸书数据的英国政治咨询公司“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被指左右了英国2016年脱欧公投和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果。英国首相上周已表示，支持对“剑桥分析”进行调查；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也在26日证实，正在彻查脸书是否从事“给消费者造成重大伤害的不公平行为”。
事件发生后，曾曝光西方窃听丑闻的前美国国家安全局雇员斯诺登表示：“过去那些为了赚钱而搜集和贩卖个人隐私的公司都被叫做‘监控公司’。后来它们改头换面，重新包装成了‘社交媒体’。”不过，在脸书市值一周蒸发700亿美元，社交媒体沦为众矢之的的当下，仍有分析指出指责剑桥分析有夸大其词之嫌。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的报道指出，剑桥分析对特朗普的获胜究竟贡献多大，目前尚存大量争议。大多数政治学家均对基于用户数据的定向广告的有效性，表示出强烈的怀疑，认为所谓用户个性分析与投票之间的关系，或者不充分或者不相关。但站在风暴眼的科技新贵——比如扎克伯格，应该对此负有何种责任？作为互联网用户应该怎样维权？这些都是值得深思的问题。
扎克伯格或许是这次事件中首当其冲的当事人。美国科技博客“TechCrunch”的文章已经在讨论，扎克伯格化解脸书信任危机的最好方法——主动辞职。在这篇报道中，撰稿人认为这位年轻的脸书掌门人已经忘记了连接世界的使命，只是在想怎么赚钱。辞职不但可以避免自己声名狼藉，也可以给予脸书浴火重生的机会。《纽约时报》中文网的报道火药味也很足：据悉，科技业内人士反水的现象正在加剧，一位因被脸书收购而跻身亿万富翁行列的互联网大咖，公开支持“删除脸书”行动；很多硅谷精英开始讨论“雇员是更忠于公司，还是更忠于保护我们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让世界变得更加开放”这一理念在技术和经济上取得了成功，但在某些方面，世界似乎并没有变得更进步、更美好。
抛开情绪，脸书在此次事件中并没有主观故意。但是，正如英国广播公司（BBC）中文网的文章所指出的那样，脸书在所有场合坚称自己从未把这些数据对外分享。问题的根源在于，它的盈利模式（主要是广告）依赖用户数据开发。再加上事件爆发后媒体披露出的脸书使用数据的方式，很多用户的不满由此迸发。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许可的分析十分到位：脸书的种种辩解只回答了数据安全问题——比如脸书的系统可以抵御网络攻击等等，但用户更关注安全感。为此，脸书应在事前进行风险管控，事后采取补救措施。
许可认为，脸书事件恰如隔空为我们敲响了一次警钟，脸书的教训提醒同类中国公司应该关注相关法律的规定，并主动承担起企业的社会责任。如《个人信息安全规范》明确要求，在用户数据共享之前应开展个人信息安全影响评估；《网络安全法》也规定，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的运营者应评估数据共享在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方面的影响，并将相关评估结果上报监管机构审核；此外，《刑法》也定义了“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当然这首先强调了政府部门的监管责任，同时也对企业行为做出了规范。
据许可分析，脸书事件中真正做“恶”的剑桥分析，其行为放在中国违反了《民法总则》和《网络安全法》，未经用户同意，非法收集个人信息。尽管剑桥分析可以拉脸书做挡箭牌，甚至主张部分用户信息是公开状态，但放在中国的法治环境下，这些说辞都不能用来脱罪。因为在法律的立场上，信息并不因公开就可以随意使用。针对公开信息，是以人工方式手动拷贝，还是以软件方式大规模抓取，有着迥然不同的法律后果。在2016年“大众点评诉百度不正当竞争案”、“新浪微博诉脉脉不正当竞争案”中，法院均对自动抓取进行了限制。在后一起案件中，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甚至给出了“三重授权”的标准，即第三方通过开放平台获取用户信息时应坚持“用户向平台授权”+“平台向第三方授权”+“用户向第三方授权”的原则。
眼下，一边是扎克伯格登报道歉：“我们有责任保护大家的数据。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配向大家提供服务。”脸书用户还没有放过他的意思；一边是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说，“中国人对隐私的观念开放，很多人愿意用隐私交换便利。”面对人们生活中已无孔不入的网络大数据，恐慌、愤怒、抱怨都远不及诉诸司法规范有建设性。从企业角度看，遵守法律有利于规避风险和长远利益；从用户角度看，善于运用法律维权则是理智与有效的手段。（海外网 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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