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立低保化，农村边缘化，教育资本化
在减负的大背景之下，校内不留作业，校外补；校内不分班，校外分；校内不考，校外考；校内不竞赛，校外大比拼……
所有校内因减负放弃的“阵地”与“跑道”，现在已经由校外全面接管，导致辅导教学“喧宾夺主”现象愈演愈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各地出台花样繁多的减负政策，换来的却是家长越来越冷漠的反应，甚至是“请不要再给我的孩子减负”的控诉，以及一连串触目惊心的马太效应。
一是公立低保化。
“要择校，到民校”“初中不进民办，大学就进民办”，公办教育在某些教育市场比较成熟乃至过热的地区，正在呈现出一种“低保化”的趋势。
曾担任校长与教育局局长多年的吴晓茅说：公办学校越是对减负政策执行到位，其结果越是令人尴尬。
根据2017年江苏省南京初中名校中考均分排名，排行榜前9名中7家是民办；两家公办学校中，南外是唯一一个可以跨区域掐尖招生的特殊公办，树人则刚刚由民办转为公办。
“很多薄弱的公办初中连中考全市平均分都达不到，办学质量不高，导致学校对家长和学生更没有吸引力，生源困难，形成恶性循环。”吴晓茅说。
“公办省钱，民办省心”也逐步化为泡影，补课正在成为公立学校不能满足家长需求时候的刚需。
南京的家长陈先生买了学区房把孩子送进了公办小学，上到二年级就后悔了：“每天下午两三点就放学，作业很少，不能排名，学校因为强调素质教育而限制的东西，家长都得通过校外烧钱弥补回来。”
二是农村边缘化。
当城市家庭为了下一代的未来不断用“烧钱”的方式“增负”时，乡村教育正在放任自流。
今年春节期间，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的公务员韩飞在回老家山东枣庄时写的一篇《乡村青少年的未来被“吃鸡农药”重重围困》在网络引发热议。
该文说，
“除了睡觉，哪怕吃饭、上厕所、走路，村里的青少年手中也往往横着手机。聊起游戏，他们不由眉飞色舞；谈起别的，则‘兴趣缺缺’，甚至压根就不答话。”
韩飞与这些孩子的家长交谈，“当我谈起未来两个字，他们往往自嘲且讽刺地一笑：‘农村人谈什么未来，中学毕业出去打工就是了’。”
三是教育资本化。
不少家长坦言，小升初不考试，但优质初中却是稀缺资源，当“竞争跑道”不再清晰，从校内转移到了校外，方法上也从“短跑”“竞速”升级到“花样赛”“障碍赛”“马拉松”，家长在课外辅导班花费不菲、学生疲于奔命的状况只能更胜从前。
正是由于公办教育不断减、不断退，唯恐孩子掉队的家长们才会陷入军备竞赛，资本成为教育的主宰。
减负不能减责任、减质量、减求知欲
为什么人们一边盼着减负，一边又害怕减负？
仔细分析，当你害怕减负时你怕的是什么——怕的是校内减负，校外增负；怕的是我减了，别人不减；怕的是减负减负，减成废物；更怕减负变成减责，衍生出更多“潜规则”。
教育部部长陈宝生全国两会期间在记者会上进一步明确了“减负”概念：什么叫负担？
指的是违背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超出教学大纲、额外增加的这一部分。在这个以内的，叫做课业、学业，叫做必须付出的努力。
教育专家认为，尽管社会上已经出现了“请不要给我的孩子减负”的呼声，但本质上，减负的方向是正确的，回归教育本质的战略是正确的。
关键在于，人们呼唤的是真正的减负，不能减责、不能减质，更不能打着减负的旗号夹带私货，同时还要尽快提质、均衡，才有可能让学生在应付考试之余有更多时间学习如何成为一个更全面的“人”。
减负不能偷换概念，求知欲不是负担，正常的竞争不是负担，老师和教育部门的责任不是负担。
《拼娃:学霸世家谈教育》一书的作者张捷认为，资源稀缺必然需要竞争，而减负是减不掉这个竞争的。没有了公开的公平的竞争，潜规则就会横行。
吴晓茅认为，我们制定的很多政策过于理想化，与现实脱节，才会招致抨击。
“优质均衡的基础未能达成前，广泛被群众认可的公平即统一考试如果被剥夺了，那权、钱的寻租空间就必然出现，草根阶层的被剥夺感、不公平感就会产生。”
回顾初心，减负的初衷并不是为了削弱教育，而恰恰是为了给予家庭更多的个性选择空间，去加强素质教育，提高创新能力，解决高分低能。
然而，对很多家长而言，素质教育就是让孩子多学几项技能。
应试教育的现实与家长主动增负，说浅了是种“剧场效应”，是三人成虎的焦虑感；更深层次看，是民众对更好教育服务的追求，与优质教育资源供给长期不平衡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而补课乱象、学生负担重等都只是表象。
全国政协新闻发言人王国庆在今年两会期间引用古诗，用“一山放过一山拦”形容几十年喊减负，负担却越来越重的“死结”。
现实中，教育系统关乎基本民生，情况又错综复杂，改革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当学生、家长、社会等真的减了负担，老师、学校、教育官员就势必增加了义务与责任。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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