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学者弗朗西斯·福山（美国《纽约时报》）
在各国制度新一轮设计上，公民权利、政党责任、社会法治、国家治理之间的平衡关系需要更深入的考量，这远比300多年前英国光荣革命以来基于个人选票基础上的政治设计更为复杂、更有难度。历史尚未终结，新的世界历史刚刚开始。今年是全球金融危机十周年，环顾欧美各国，普遍存在着对国内政治体制的集体性困惑与焦虑。国家发展道路到底该怎么走，中国正在做出符合本国国情的努力。
从学科理论范式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200年未有之大变局，目前在全球普及的学科范式暴露了前所未有的缺陷与短板。19世纪以来，西方社会逐步形成了现代知识分工与学科划分体系，所谓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几大学科的严格划分，在现代大学的院系体系中变得越分越细，导致知识分子在解释世界时形成了浓烈“西方化”色彩。美国学者沃勒斯坦对此进行过深刻的“否思”。源于西方实践的社会科学理论越来越难以解释非西方社会的全新现象，而后者的含义、范畴、活跃度均远超前者。这种“学术赤字”迫切需要跨界知识大融通。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2016年特朗普当选、英国脱欧等“黑天鹅”事件的频繁出现，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准确性、适用性更是频繁受到质疑。中国等大量新兴国家开创了新的发展实践，人类社会演进呼唤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创新。
从全球权力重心的角度看，当下正处于100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领导力继20世纪初之后再次出现洲际式转移。一战后，全球权力重心从欧洲西移至北美，现在，随着亚洲崛起，全球权力重心正在逐渐向亚洲转移，这包括亚洲国家的市场活跃度、创新研发投入、工业制造规模、电子商务普及度、移动支付普惠性、基础设施便捷化，甚至还包括时尚、旅游、电影、小说等消费文化行业，亚洲的全球号召力与软实力越来越多地使西方相形见绌，以至于出现了集体性的西方焦虑。正如新加坡著名学者马凯硕在其著作《新亚洲半球》中所说：欧美国家在自由贸易、全球变暖、核武器扩散、中东、伊朗等问题上，都已捉襟见肘，世界师法亚洲之长的时刻到了。
虽然亚洲尚未做好拥有全球领导权的准备，但亚洲尤其是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精神，使越来越多人相信全球新领导力量的重心转移至亚洲是高概率事件。而过去十年，中国在多数行业出现对西方的“弯道超车”并呈现越来越多行业的“换轨领跑”趋势，展现出中国将引领全球的制度性活力。
▲5月10日，2018全球人工智能产品应用博览会在江苏省苏州市开幕，1000多种人工智能新产品集中亮相。图为博览会上一名小朋友被一款儿童陪伴机器人所吸引。（王建康摄）
变局非定局仍存变数
“前所未有之大变局”的判断表明，未来已来。但变局意味着旧力量与新力量不断加剧的博弈，也意味着尚未形成定局的变数。在这个进程中，中国人代表着各个层面上的新兴力量，需要有更充沛的勇气与智慧、更强大的耐心与定力，透析新机遇，确立大战略，主动迎接正在到来的巨大变局，力保在变局中前行、受益，而非倒退、受损。毕竟，“前所未有之大变局”远比我们想象得复杂。
变局往往不代表定局。很多时候，变化只是一种进行时的状态，未必就是最终的结果，甚至还有可能会出现逆转。比如，冷战结束以后，整个西方世界都被空前的乐观主义情绪所笼罩，坚信“历史已终结”，资本主义模式已获得永久的胜利，任何国家发展道路都将统合到西方设立的模式中来。过度骄傲的西方人当时肯定没想到，短短20多年后，“历史终结论”基本已宣告破产，新兴经济体发展迅猛，西方世界颓势明显，欧美各国内部利益争斗、理念分化也变得难以调和。由此可见，中国崛起遇到了“前所未有之大变局”，意味着重大的战略机遇期，但切不可以为，时局的变化会轻易地、必然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利好。若不努力抓住，再好的机遇也会稍纵即逝。
▲资料图片：冷战时期，从美国航母起飞的F-14（下）和苏联Tu-95轰炸机（上）对峙，是冷战经典画面。（维基百科）
变局常常会带来变数。多数情况下，变局若遇上“黑天鹅”事件，便会产生新的不确定性，甚至产生更大的冲突。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伤亡惨重，战后全球反战情绪高涨，协调国际合作与减少冲突的国际联盟成立，签署了《非战公约》，人们一度以为一战是“停止所有战争的战争”，世界永久和平的重大变局将至。人们未曾想到，一战结束仅10多年，袭卷全球的1929年金融大危机爆发，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势力上台，伤亡更惨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多数在变局起初获益的国家最终都成了二战的受难国。可见，知晓变局易，掌控变局难，要让变局顺着有利于自己方向发展就更难了。中国当下已洞悉到了重大变局正在发生，但隐藏在变局中的风险、危机、冲突可能性更需要去琢磨、把握与防范。
责编：吴正丹
赞
踩
路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