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原的歌 詹建俊
艺术创作的演进与时代精神的召唤，历来是社会文化进程和艺术史发展中的一对重要范畴。二者的呼应、契合关系，也构成了表现革命历史、社会现实题材的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核心问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回望中国改革开放40年主题性美术创作的发展脉络，总结其社会文化属性与艺术本体规律，成为当下美术创作领域的核心课题之一。
那么，回到艺术本体角度看主题性创作，从题材内容、思想立意到风格样式，如何在秉持艺术品质与历史意识的同时，推陈出新，与时代脉搏共振，走出既有的模板样式，重返艺术表现的历史情境与社会现场，寻求真情实感的表达，对于创作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期的风格变迁
1978年12月，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历史情境与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自上而下的改革决心，给新时期美术创作提供了现实条件。改革开放和思想解放为美术家带来了空前自由的探索空间，他们通过对历史的反思和对现代世界的向往，表达了中国人面向未来的憧憬与信念以及用视觉艺术语言展现社会风貌与时代潮流的愿望，在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比照解读中，聚焦于对国家民族更为深沉的历史反思中。
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可以被看作是中国当代美术创作上的一次风向标与里程碑式的展事。这次展览既是改革开放初期美术创作的一次集体检阅，又在题材上拉开了艺术创作手法与题材多元化的序幕。在参展作品中，表现国家民族集体记忆和社会主题的创作占据大半，但在表现手法与观念上显现了鲜明的探索性与实验性。以中国画为例，田黎明的《碑林》，王迎春、杨力舟的《太行铁壁》，以充沛的情感和细致的笔墨刻画革命先烈的形象，用象征性手法表现重大历史题材，体现出英雄主义色彩和画家对历史事件的深沉思考。邢庆仁的《玫瑰色回忆》、赵奇的《重逢》，谢振瓯的《大唐伎乐图》也是第六届全国美展中涌现出的佳作。这些作品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同程度地突破了“文革”时期的模式，大胆借鉴了西方表现主义或构成主义的艺术手法，人物夸张变形，时空重叠交错，成为当时流行的风格。
如果说第六届全国美展开始打破题材与手法的旧有模式，那么与之相隔半年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览”，则展现了中青年美术家勇于实践的精神。如这次展览中的水墨人物画作品胡伟的《李大钊、萧红、瞿秋白》，以超现实的情境表现历史人物，营造出一种深沉的历史感，在表现手法和创作观念上取得突破，显现了青年画家的探索意识。
改革开放初期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也在表现题材与绘画本体语言领域有所拓进与延展。其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油画佳作，表现革命历史主题的有闻立鹏的《红烛颂》、靳尚谊的《瞿秋白》、沈嘉蔚的《红星照耀中国》，表现乡土题材的有罗中立的《父亲》、尚扬的《爷爷的河》，表现民族题材的有詹建俊的《高原的歌》、潘世勋的《扎西德勒》、陈丹青的《西藏组画》系列、韦尔申的《吉祥蒙古》，表现工农生产建设主题的有广廷渤的《钢水·汗水》、唐小禾、程犁的《大坝的儿女》，表现现代城市生活的有韦启美的《立交桥》、高小华的《赶火车》等。这些作品无不从现实生活和个体情感出发，从真实经历和感触中寻找创作源泉，从而塑造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形象和艺术场境，引发了几代人的情感共鸣。
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主题性油画创作中，从展现历史沧桑的冯法祀、申胜秋的《南京大屠杀》、沈尧伊的《遵义会议》、许江、孙景刚、杨奇瑞、崔小冬、邬大勇的《1937.12。南京》，到呈现共和国现代历史进程的马刚的《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王颖生的《香港回归》、丁一林的《科学的春天》、赵振华的《抗击非典》，再到表现当代社会、城乡景象的忻东旺的《进城》《早点》、王宏建的《阳关三叠》……新时期的主题性美术创作，通过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风格单一模式的反思，力求恢复现实主义的本质，呈现历史与时代的经典场境，直面社会现实的波澜壮阔与温情细节。在这一时期的雕塑作品中，叶毓山的《红军突破湘江纪念馆组雕》、李向群的《红星照耀中国》、盛杨的《屯垦戍边千秋伟业》等，也显现了主题性雕塑艺术在公共场域中的独特魅力。
在这一进程中，主题性美术创作从以往正襟危坐的创作姿态，转换为相对平易亲和、充盈着个体情感的表达。这在周思聪上世纪80年代创作的现代水墨画作品《矿工图》系列中亦可见一斑，鲜明生动、夸张变形的人物形象，深度强化了悲剧叙事中人物造型的感染力。唐勇力的《新中国诞生——开国大典》、冯远的《世纪智者》、李伯安的《走出巴颜喀拉》、赵奇的《京张铁路·詹天佑和修筑它的人们》、袁武的《抗联组画》、李翔的《民以食为天》等作品，也都在葆有个人艺术语言特点的同时，显现了鲜明的时代性与史诗风格。
总的来说，新时期以来的主题性美术创作已经显现出较为明显的代群差异，美术家们不再满足于前辈画家将西方观念引入本土绘画的风格样式移植，而是进一步积淀新的时代趣味与表达方式，汲取传统文化与民间艺术的养分，使主题性美术创作在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更为深刻地契合与表现社会现实和时代风貌，在不同造型艺术门类、不同表现手法和艺术语言层面，完成了纵深而多向的探索。
科学的春天 丁一林
新世纪以来的价值回归
到了世纪之交，随着全球信息流通的迅捷与各国对于国家形象塑造的关注，主题性美术创作面临的新课题呈现出策略性转型。题材变化是这一转型的重要表征之一，与民族、国家、历史、社会现实相关的主题，在一个时期成为中国美术创作整体的表现重心。尤其是近10余年，主题性美术创作成为热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纪念主题、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主题与红军长征胜利纪念主题及纪念改革开放主题的展览活动，无论在数量还是质量方面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期。
主题性美术创作日渐成为美术创作界与理论研究领域的显学。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工程和相关机构陆续发布、成立，对于主题性创作的横向拓宽与纵深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2005年至2009年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实施了“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2年，文化部艺术司、中央美术学院共建成立了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以构建主题性美术创作组织、教学、研究的平台；2012年至2016年，中国文联、财政部、文化部联合推出“中华文明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2017年起，文化部、财政部推出“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以现实题材为重点。“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创作研究班的开班仪式于2017年11月在文化部举行，专家们围绕着“我要画”“画什么”“为什么画”“怎样画”的问题，将主题性绘画创作的课题进一步推向深入。一个普遍的共识是，在以往的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中，现实题材是弱项，也是难点。“笔墨当随时代”，以艺术之眼观照、表现当下的社会现实，成为主题性美术创作的灵魂。
无论是油画、中国画、版画、壁画还是雕塑，某种程度上，创新都意味着对传统局限的超越，意味着在整理、研判传统内容的基础上，对于优秀传统因素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这些作品所汇成的，不仅仅是一个视觉的、图像的历史，同时更是一个艺术意象的宝库，共同展现了美术创作与国家民族历史的关系及美术创作在当代全球化的图像领域中所承担的使命。而对于本土艺术传统的文化自信，对主题性绘画创作来说才是一股根本的、持久的、深层的力量。
对主题内容的认知和体验是主题性绘画的构思与创作基础，但作为“主题”的内容却并不是主题性绘画作品的全部价值所在，绘画的价值核心永远根植于艺术性。主题性绘画的接受与欣赏，也最终有赖于绘画形式与内容共同达成的文化意趣与精神境界的升华。这一方面有赖于国家层面文化艺术体制的保障与呵护，另一方面需要大众对于主题性美术创作具有包容和多样化的理解。对于创作者而言，主题性美术创作需要在艺术价值层面向深处发掘。由此，主题性创作从史实中升潜而出的历史意象，借由画家个体的艺术表达而被唤起，方能成为民族国家集体记忆的一部分，与感性的、人性化的艺术理解水乳交融。
面对丰厚的历史与现实题材，需要创作者对于艺术的深刻体验与敬畏感，同时需要他对中国艺术本体精神有真切的理解和自信。诸多重要的历史与现实主题，亟待当下中国艺术家用充满意蕴的方式加以揭示与再现，创作出有温度、有厚度、有深度的艺术佳作。当下的主题性美术创作更需一手伸向传统，一手伸向生活，汲取源头活水，深扎现实生活，方能开创新时代的创作语言与题材思路，探寻历史与现实透射出的深邃光芒。
（于洋，中央美术学院副教授、国家主题性美术创作研究中心副主任）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7月05日 第 07 版）
原题：以艺术之心 绘时代画卷（笔墨流金四十年①）
责编：介瑾、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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