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中美关系走到今天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中国发展成长为全球大国过程中绕不过去的。关键在于双方能否“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而不是“误打误撞误判”，最后走向全面对抗。
贸易战的发生来自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的孤立主义、保护主义、民粹主义，以及特朗普大喊“就业回归、边境回归、美国梦回归”的“美国优先”核心诉求，更反映两国在政治、社会、意识形态等方面深层次的矛盾和战略取向的不同。这是不可调和的，唯一可争取的是相互尊重底线。当然，这也不是中国一家一厢情愿能做到的。保持对话，官方、非官方、前政要、智库之间，老百姓之间，经常对话、交流十分重要，千万不能老死不相往来，隔空喊话。
二是着手构建各种安全秩序相互兼容的混合型亚太安全秩序，而且与构建经济秩序同步进行，相辅相成，互为支撑。
亚太地区的文明、文化、制度、社会架构错综复杂，我们须从正反两方面看待这个现实。中国提倡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和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是值得亚太各国认真思考的新路。欧洲联合试验的欧盟和欧元是全球治理的“特区”，但亚太未必能走欧盟的道路，美国也不会希望亚太走欧盟之路。其实美国对欧盟的发展心里也是很矛盾的。
三是亚太区域庞大、情况复杂敏感，需从几个层面来构建新的安全秩序，既要有全区域的安全合作平台，也要有次区域、小多边(次次区域)的安全安排，不要图快、图大，一口吃成胖子。譬如澜沧江次区域安全合作已经初见成效，上合组织的安全合作也已起步，中日韩除经济合作外可考虑试验建立安全信任措施，逐步过渡;中美印、中美日、中美俄各种三方、四方对话机制都可尝试;中等国家也要作出贡献，而不只是在大国之间渔利或押注，因为多层次、多形式的对话是建立安全秩序的基础和摸底，况且亚太安全秩序也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
四是在尚未建立合适的亚太安全秩序之前，亚太主要国家和组织都要采取克制和包容态度，不做任何可能引起局势紧张的行动;同时可利用APEC等现有平台加强一轨、一轨半、二轨的对话，对今后的安全框架和安全秩序进行广泛深入的探讨和小范围试验，边实践边修正，为寻找包容、合作、共赢的亚太安全秩序提供范本和经验。
总之，我们需从战略层面和历史经纬，来分析亚太安全秩序调整和重塑的思路和路径。老子曰：“过去未去，未来已来”。亚太局势在国际格局转换的“过去”与“未来”中跌宕起伏，必然产生许多不确定性和高风险。但越是有风险，亚太各国、特别是中美等大国，越有责任做出探索。在此过程中，美国需要放弃冷战惯性，试着构建哲学家格雷所说的地缘政治和平共处的“妥协办法”。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文明多元化是大趋势，亚太安全秩序也终会找到自己的定位，服务于亚太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作者何亚非是中国外交部原副部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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