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年前，罗新与学界同仁有过一场元史的网上论学，取得了一些有意思的成果，也留下了一些未解决的遗憾，其中包括元朝皇帝每年往返于大都与上都的所谓辇路问题。
15年后，罗新决定：从大都到上都，重走一遍古道，看看在一路行走中能否重新发现中国。2016年6月24日，天气晴好，罗新在北京的健德门桥下拍了一张照片——这是出发的地点。接下来的15天，罗新徒步丈量450公里的路途，经龙虎台，过居庸关，行黑谷，越沙岭，直至抵达上都（内蒙古锡林郭勒盟正蓝旗）。
这趟旅程，再加上一年的思考发酵，就有了这部著作——《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该书的主题是徒步与友情、历史与现实的关系，许多思考虽然是在事后完成，但必然也只能在步行时才能萌发。我可以感知到这部作品里有三条交叉的线，一条是从文本（包括史籍、诗文和地方志等）引出对行经之地的叙述，一条是对当下民生状态的现实观察，一条是从脚至脑至心，因徒步这种方式发生的对自我从肉体到精神的冶炼。
作为北京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已过“知天命”年龄的罗新，不愿意静坐在书桌前研究历史。那么，从历史学的角度，罗新对辇路路线有什么新发现吗？这似乎是一个尴尬的提问。罗新在后记里坦言，就专业角度，他的确未能获得新的研究成果。然而，他丝毫不觉得这一趟白走了。因为在他看来，身临其境可以触摸历史跳跃的脉动。当历史停留在书本里，它是静止的、过去的、远观的，旅行让人走进历史，走进文化深处。
元朝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性，我以为，就在于它是一个空前的民族大融合的时期。旅行的路径从模糊的历史记忆里获得了支撑，一步一步，揭示了国家和民族的身份认同的形成机制，从而得到一份延续性和归属感。旅行也给历史注入了新鲜的血液，风景和现象既被放在当时的背景里阅读，也被放在今天的生活里感受。
走出北京，走向大草原，或许，就是从现代的城市文明走向古老的耕牧文明。起初，我们看到罗新对京郊“蚁族”生存的忧思，后来我们看到他对农牧利弊的分析。经济模式的转换对人们生活的影响，坐在书斋里的学者是难以直观感知的。
比如，深山密林的老掌沟被开发成越野自驾游的胜地，那么，旅游业的渗透与百姓的地盘之争，双方应当如何分这杯羹呢？这么大的命题没法在一天的停留里深入，至少村书记的话语呈现了一些契机，这也是亲临当地才能得到的。后来，罗新就中国社科院王小毅研究员《简单的生态，复杂的问题》一文谈农牧，强调不应当把农耕与畜牧看作无差别的两个大铁板，要注意其中存在的地区差与多元社会与文化。这种开发与生态的矛盾，罗新在这一趟步行后想必定有更深的体会，重新回到书斋之后的历史研究也会有更宏阔的、更切实的视野。
尼采在《历史对于生命的用途和损害》里大声喊道：以类似科学的方法收集论据是徒劳无功的。尼采是偏激的，然而，尼采吁求历史不应当只提供指示，而是要以某种方式使得“生命升华”，从而“丰富或鼓动我活动的东西”，这样的想法，正是我在《从大都到上都》里读到的。旅行者与旅行地达成的默契，既是历史观的升华，也是生命本身的升华。
这并不是一趟孤独的旅程，朋友们时而加入，时而离开。友情的陪伴，自由放松的相处，是我们热爱旅行的原因之一。现代人习惯久坐，习惯以车代步，远离了步行，身体机能退化，心灵也束缚在方寸之间。旅途的极度疲劳和各种未知意外，迫使旅行者放弃有序的规划，大量的体能消耗让身体变成机械运转的状态。肉体陷入疲惫之时，心灵却打开了另一个空间。行走能够提供视力和思想，而不是鼓励逃避和退却；道路提供的不仅是跨越空间的方式，而且是感觉、存在和认知的方式，那些混沌的闪念最终会引向更细微和更深奥的思索。
以步行这样原始的方式，展开一段考察，既是一种重新发现历史的方式，也是罗新对自我的重新发现。（赵青新）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8年07月27日 第 07 版）
责编：李鹏宇、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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