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世界贸易组织的标志。（图源：视觉中国）
在10月29日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WTO）争端解决机构会议上，包括中国、欧盟、加拿大和墨西哥等在内的7个WTO成员同时提出设立专家组对美国钢铝关税措施进行审查的申请。这是对美国钢铝关税以及单边贸易保护主义的强烈反应，也体现了对争端解决机制以及WTO生死存续的极大关注。
制定规则和执行规则是WTO的两个核心功能。通过谈判功能的有效运转，WTO适应国际分工和经贸交往的变化，不断更新可执行的国际规则。通过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运转，确保规则的有效执行。两者相辅相成，共同支撑整个WTO体系的有效运作。抛开程序性问题和具体细节问题，导致WTO争端解决机制整体失去效力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缺乏新的可执行的国际规则，也使得过去10多年中WTO谈判功能失效。一旦这两个功能同时出现问题甚至陷于瘫痪，WTO也就名存实亡了。因此，在近期关于WTO改革的诸多讨论中，更新国际规则和维系争端解决机制是两个紧密联系的核心议题。
新世纪以来，随着产品内国际分工的出现和不断延伸，越来越多国家或地区被纳入同一生产价值链条中，依据自身的禀赋优势或竞争优势完成不同的生产环节。为了维系这种分工关系和全球价值链条，不仅需要跨境投资行为和产品交换，还需要服务的跨境流动。没有跨境投资行为，就无法实现生产过程的碎片化和跨国配置。没有产品的跨境交换，就无法完成产品在不同生产环节之间的转移，也无法完成最终产品的生产与供给。离开了服务的跨境流动，就无法有效协调和管理分布于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生产环节。在此背景下，产品贸易、服务贸易和国际投资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成为新世纪以来国际经贸交往的核心。
为了维系和便利这种复杂的国际经贸交往，不仅需要改善各国的市场准入条件，更需要在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产品贸易—国际投资—服务相互依存关系的新国际规则。新世纪以来的国际规则构建过程，不仅涉及市场准入条件方面的传统“边界壁垒”，更涉及各种与投资和服务相关的“边界内壁垒”。各国在产品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竞争政策、投资政策、环境保护、劳工标准、政府采购、签证和人员短期入境等方面的规定，并不是专门为跨境产品交换、服务提供和投资而制定的，但是却能够对跨境贸易、投资和服务产生显著影响。因此，新的国际规则的构建过程，需要深入到各国内部的政策、规则和制度安排。在完善和协调各国国内政策、规则和制度的基础上，形成一个能够支撑产品贸易—国际投资—服务相互依存关系的国际规则。
构建和完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并确保规则的执行，是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基本使命。为了在多边框架下构建新的国际经贸交往规则，WTO成员在2001年发起了多哈回合谈判，谈判议程不仅包括农产品、服务和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知识产权、反倾销和反补贴规则、地区贸易规则、规则执行问题、贸易和环境、争端解决机制，还包括贸易相关的投资、竞争政策、政府采购政策、贸易便利或海关程序、小型经济、贸易、债务和金融、技术贸易和技术转移、技术合作和能力建设、最不发达国家、特殊和差别化待遇等。广泛的谈判议程体现了多哈回合的目标和意图，希望通过全球新贸易规则的构建，便利新分工条件下的国际经贸交往，以此推动全球经济增长、提升落后经济体的发展能力和机会。
但是受制于多种因素的困扰，多边框架下构建新国际规则的努力未能取得显著进展。首先，作为多哈回合的重要议程之一，农产品和非农产品市场准入谈判的现实意义显著下降。农产品供给约束以及农产品价格的迅速上升，以及各国大幅削减边界贸易壁垒的单边行动，都在一定程度上相对降低了多边行动的意义。其次，多哈回合在一开始就被界定为“发展回合”，这凸显了发展导向在多哈回合中的核心意义。但是随着发展中经济体的崛起，对发展中经济体的差别化待遇难以在发达经济体之间取得“普遍共识”。第三，在一揽子承诺原则之下，必须在所有议题上都取得一致的基础上才能够达成最终的整体协议。受制于利益诉求和国内政治决策过程的差异，各国对于众多谈判议程有不同的优先性要求。第四，随着经济规模和对外贸易规模的迅速增加，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大型新兴经济体对多边贸易谈判的影响与日俱增，这不仅加大了多边贸易谈判进程中的利益差异和冲突，而且改变了博弈过程中的力量对比状况。第五，发达国家内部反对贸易自由化的力量不断增强。源于对自由贸易负面影响的担忧，特别是对外部平衡、制造业就业、工资和收入分配的负面影响，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内部反对自由贸易的力量显著上升。
在争端解决机制下对美国钢铝关税措施提起的审查申请，更多的是一种姿态，重申对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体系的尊重和坚守，重申WTO在促进和保护贸易方面不可或缺的作用。在WTO面临生死存续危机的关口，这种姿态固然重要，而更为重要的是WTO的整体性改革。这涉及规则制定、争端解决机制和透明度等多方面的改革。
对于中国来说，一方面是自身对国际规则的利益诉求已经发生变化，不能单纯地充当既定国际规则的接受者；另一方面是伴随世界经济格局变化以及中国的地位变化，世界对中国的期待和要求也已经发生了变化。各国应该采取切实措施来推动WTO的改革，以此实现基于规则的多边贸易投资体制的完善和变革，这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中国需要利用这样的窗口期，基于中国与世界经济整体之间的双向互动的视角，顺应国内改革和发展的既定方向，在国有企业、知识产权保护、政府补贴、政府采购、投资政策、数字化、金融科技和包容性增长等方面提出务实的“中国方案”，为WTO的改革和多边贸易投资体系的完善贡献中国的智慧和力量。
（于春海，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海外网专栏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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