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长篇小说《单筒望远镜》。
我会不会被人认为重返文坛了？会不会是我创作的“第二次浪潮”？
我肯定说，我会重返——重返小说。
我太热爱文学。我心里有东西要写，必需写。不是我要写小说，是小说要我写。
这部小说很早就在心里。
我一直关心的一个问题是中西文化之间的关系。西方人也很重视。比如萨义德的《东方学》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
我写过一些文章，也写过相关的小说。在我写过对传统文化进行当代解读那几部小说《神鞭》《三寸金莲》《阴阳八卦》之后，就想写这部《单筒望远镜》。这是一个文化反思的系列。
这小说是写在近代中西最初接触的年代。是一个跨文化的爱情遭遇，一个浪漫的传奇；在殖民时代中西文化偏见的历史的背景上，又注定是一个悲剧。
我在天津，历史上它地处中西文化碰撞的前沿。有趣的是那个时代天津城市空间分成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老城，一个租界。因使这个城市的历史、城市形态、生活文化，与中国其它任何城市都不同。这使我写这部小说时得天独厚。
小说家最终要用人物说话。就是小说最终还是要完成一些审美形象。我写了两个女人，不同文化铸造的文化性格。她们截然不同，甚至相反。这两个女人却都与主人公情爱纠结。折磨主人公的心灵。她们是那个时代可爱的又无辜的悲剧主角，是殖民时代的牺牲品。我想用人物的遭遇和命运唤起读者人性的关切，以及对历史的反思。
我同意人文社编辑对我小说用了“意象型”这个概念。
在小说中我用了好几个意象，比如那棵古槐，孤单的小白楼等等（租界边缘许多这样的房子，一面窗子对着租界，一面对着老城）。单筒望远镜是最主要的。使用它，只能用一只眼、有选择地看对方。在爱的立场选择可能是美，从人性的立场上选择则需要沟通，从文化上可能选择好奇，在历史局限性上可能会对准对方的负面。其实，这里的那个时代所有人物，都使用这个单筒望远镜。
谈到中西文化的关系。我反对“文明冲突论”。所以我让我的主人公在一些章节表现出交流与沟通的快乐。因为，在东西文化之间，交流才是符合人性的。正因为这样，才需要对文明的悖论进行反思。
这小说在我心里放很久。一个作家肚子里不会只是一部小说。写小说的时间不一定要太长，但放得时间一定要长。时间长，人物才能活起来。一旦你觉得他们像你认识的人，就可以写了。20年来，文化遗产抢救虽然中止了我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对于我却是一种无形的积淀与充实。我虚构的人物一直在我心里成长，再有便是对历史的思考、对文化的认知，还有来自生活岁久年长的累积。因此现在写起来很有底气。
我只有一个问题，是我年龄大了。如果老天叫我多做事，就请多给我一些时间。（冯骥才）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19年01月23日 第 07 版）
责编：李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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