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图：2020年4月，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欧盟外长峰会上讲话。（图片来源：美联社）
当地时间5月25日，欧洲联盟委员会副主席兼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与德国外交部长海科·马斯的一次会谈中表示，疫情已成为历史的加速器，增强了业已存在的全球发展趋势。在这样一个群龙无首的世界，亚洲在经济、安全和技术等方面的分量将变得越来越重要。美国主导的体系的终结、和一个亚洲世纪的到来将促使欧洲制定强有力的外交政策。博雷利的表态有一定代表性，折射出后疫情时代欧盟外交值得关注的三大动向。
一是欧盟坚持在多边框架下捍卫“战略自治”。欧盟对多边合作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但有效国际机制的供应却在减少。欧洲人认为，美国退“群”，作梗世界贸易组织、削弱联合国、退出伊朗核协议、在疫情中加大对伊制裁力度，要求欧盟成员增加在北约的财政贡献，甩“锅”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损害了欧洲的利益和价值观。美国越来越多地使用关税和二级制裁，削弱了欧盟成员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竞争力。作为联合国系统活跃的参与者和众多国际组织的东道国，如果多边机制沦为大国竞争工具，欧盟及其成员国可能将失去国际相关性和全球影响力。
在这样的背景下，欧盟越来越多提及“战略自治”的概念，尽管其内涵尚未被明确定义，欧盟各国在这一问题上的动机和“抱负”不尽相同，但这一概念在各成员国之间变得越来越具有吸引力。通过设立“欧洲防务基金”，建立欧盟防务“永久结构性合作”，提议设立“欧洲军队”，在非洲萨赫勒地区执行反恐军事行动，在疫情期间成立统一的医疗物资供给调配中心等，欧盟不断地对外交、安全政策进行评估与调整，以求在全球竞争中提高内部机制能力和战略自主性，发出更统一、强劲的声音。
二是欧盟要在大国竞争中寻求平衡。面对美国越来越咄咄逼人的“选边站队”压力，现实主义做法成为许多欧盟及其成员国实现平衡的选项。例如，在对俄罗斯关系上，欧盟小心翼翼地在坚持对俄实施制裁和有选择性接触之间取得平衡。
再如，欧盟对华智库网络在2020年1月发布的报告中发现，尽管欧盟成员国之间存在差异，但几乎所有成员国都处在类似的处境，即依赖美国的军事保护，视美国为最重要的盟友，同时也希望尽可能多地与中国做生意。现实中的欧盟与“中国脱钩”之说相去甚远。
欧盟在处理对美和对华关系方面也有平衡的考量。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是，匈牙利、希腊和波兰等三国一方面和中国在“17+1”合作框架下保持合作；另一方面三国与美国达成协议，支持美国增加在三个国家的军事存在。
再以5G为例，欧盟避免“选边站队”，既没有完全禁止华为参与欧洲的5G网络建设，同时也通过在欧盟、成员国层面层层立法设卡，加强对外资的审查和监督。
在气候变化、世贸组织改革和伊朗核协议等议题上，欧盟仍将中国视为关键的合作伙伴。不过，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知识产权、投资和保护数字隐私等方面，欧盟希望加大与中国的沟通渠道和力度。
三是欧盟正在放低姿态，重返非洲。法国前外长罗贝尔•舒曼认为，欧洲在非洲的实际作用和理应发挥的作用相去甚远。5月是《舒曼宣言》发表70周年，然而宣言中“动用最大资源，发展非洲大陆”的诺言并未实现。近年来，在应对气候变化、移民管理和打击极端恐怖主义等事务上，欧洲日益需要非洲的合作。前任欧盟外交与安全高级事务代表莫盖里尼毫不掩饰地表示，“投资非洲，就是投资欧洲的安全”。冯德莱恩领导的“地缘政治委员会”深谙此道，上任伊始便出访埃塞俄比亚，以凸显对非洲的重视。
总的来说，欧盟的外交宏图能走多远，还有待进一步观察。很大程度上说，欧盟外交的走向将取决于能否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法德双擎与欧盟机构间的合作能达到怎样的厚度。
（曹慧，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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