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印度在“联美遏华”方面动作不断。一是借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之口，抛出所谓人权及民族和解问题，施压斯里兰卡，试图获取科伦坡港东部集装箱码头的开发运营权，以期遏制中国在斯里兰卡的影响力。二是印媒大肆炒“美日印澳四国对话机制”（QUAD）拟于10月举行第二次对话会的消息，宣称印度将努力缔造基于共同价值观的联盟，推进“自由开放印太”构想，钳制中国“扩张主义”及海上活动。
除外交层面，印度还试图从军事层面进一步推动四国对话机制，不仅加大力度获取美国敏感军事技术，举行高级别防务会谈，自今年6月以来印度海军还先后联合美、日、澳等国举行四次大型军演。
客观而言，在当前形势下，印度与美国不是完全没有共同现实利益基础，一些别有用心的美国政客也希望印度发挥地缘政治便利，充当制衡中国的棋子。然而，印度是否真的甘心充当棋子呢？回顾1947年以来的美印合作历史，答案是否定的。就印度自身情形而言，美印当前的“伙伴关系”也不具备深化为“军事联盟”的现实基础。
首先，印度国内疫情失控和经济崩盘使其无暇做战略方向上的深远调整。目前印度新冠疫情丝毫没有出现放缓迹象。莫迪政府的防疫策略饱受国大党等反对派以及国内民众的质疑与抨击。印度市场需求疲软，出现公司倒闭裁员大潮，就业陷入严重危机，经济复苏前景渺茫。据印度官方数据，今年第二季度的国内生产总值比去年同期暴跌23.9%，创下1996年开始发布该数据以来最严重的季度性萎缩，服务、制造、旅游、房地产等行业指标已逼近历史最差水平，政府债务占GDP比重或在2020财年达到90%左右的峰值，迫使政府不得不变卖国有资产融资，并进一步招致抨击。莫迪政府在经济层面的执政表现打破了人们对其再创“古吉拉特奇迹”的期待，从而迫使莫迪在寻求连任时就不得不放弃经济口号，转而大打“国家安全”和“反恐”牌。随着内外部形势变化，大张旗鼓地增强边境军力存在，到处搞“小动作”，无异于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只能短期内转移矛盾和视线。印度承担不起外部大规模冲突所带来的代价，将发展重心放在全力提振国内经济以及避免民生继续恶化才是现政府的当务之急。
其次，莫迪的执政风格不符合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期待，莫迪个人形象并未得到西方世界的普遍认可，外资对印度依然敬而远之。尽管印度自称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国家”，但回顾莫迪执政6年来的表现，在意识形态层面，其与印人党大肆宣扬的“印度教特性”本质上是印度教伦理与近代民族主义混合而成，试图建立一个全面恪守印度教思想的国家。在执法层面，政府滥用概念模糊、诉权欠缺、合宪性不足的法律条款，打压舆论，抓捕异议人士，因此在西方自由主义群体中的形象不佳，甚至有人认为印度充其量实现了40%的民主，目前局势“比英迪拉·甘地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紧急状态还糟。”
再次，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传统以及美印两国间互信不足的现实，使印度彻底走上“联美遏华”之路面临重重障碍，印度民族主义者也反对任何削弱印度战略自治的行为。到目前为止，所谓“同盟”或“联盟”只是个别学者或媒体所言，印度官方话语中从未明确表态与任何国家结盟。印度某高级外交官员就此向笔者解释：“印度官方资料里面从未提出过与美国结盟的说法，过去没有，现在也不会有。印度希望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本月初，印度外交部长苏杰生在参加“美印战略伙伴论坛”组织的一次会议上对美国副总统彭斯表示，考虑到中印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各自超过10亿的人口，“两国之间达成某种理解或平衡非常重要。”暗示印度政府并不甘心成为美国的地缘政治工具。事实上，不仅印度方面对放弃独立自主外交政策心存芥蒂，美国方面也并非对印度推心置腹。2019年，美国《外交》9-10月号曾发表前美国驻印大使罗伯特·布莱克韦尔和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阿什利·特利斯合写的《印度红利》一文，明确指出印度不是美国的盟友，美印在亚太地区只是相互利用，美印两国的做法都不会为长期合作提供稳定基础。
回顾美印合作历史，不难发现，印度算不上美国稳定可靠的“伙伴”，不会给美国做出任何明确的安全承诺，而是会基于本国利益综合权衡成本和收益。印度与美国改善关系，只是实用主义外交策略下的权宜之计，美国莫要妄想把印度用作遏华棋子。早在19世纪晚期，美国诗人沃尔特·惠特曼就曾在《通向印度之路》中无限感慨地写道：“你们，到处散布着遇难船只的遗骸，它们活着时可从没抵达过。”印度知名历史学者斯里纳特·拉加万在《最危险的地方：美国在南亚的历史》一书中提到，“尽管在过去二十年内，南亚在美国外交政策中占据重要地位，美国在南亚投入了数百亿美元和牺牲了数千条人命，却似乎基本没有收获什么效果。”
中国一直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希望与印度实现睦邻友好，也不会危及印度发展。当前印度对华强硬举措决非明智之举，也看不到支持其长期持续的政治与经济基础。（安南平，海南亚太观察研究院南亚观察员）
责编：孟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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