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19日文章，原题为“西方封锁隔离，中国在开派对”。当欧洲面对新一波新冠疫情时，上海却是另一番景象。餐馆和歌厅熙熙攘攘，乐队在音乐厅为观众现场演奏。我不关注中国的GDP统计，但我在商界的朋友们一如既往地忙碌。最近有一天晚上，我用滴滴打车时发现排在我前面有112个人。最后我步行回了家。
很多时候，人们容易忘记，我们眼下正处于全球大流行病之中。但是，我只在坐地铁或打车的时候才会戴上口罩。我的手机上有一个健康码应用，如果我到了新冠疫情流行的地区，它可能会从绿色变成橙色或红色，但在上海，我几乎从未被要求出示健康码。
中国的应对措施之所以富有成效，是因为从1月底起，其目标就简单明确，即切断病毒在人群中的传播。检测是为了查明每一个病例，追踪是为了找出每一个潜在感染者的接触者，隔离的目标是确保每一个可能被感染的人都被隔离在医疗机构，或者对于低风险的病例，将他们安置在家中，并且不能将病毒传给其他人。
几个月来，每一个步骤都变得更加严格、更加有效，也不那么烦扰了，它形成了良性循环。对一个城市的每一个成员进行检测，以确定少数潜在的传染病人，这样做是值得的，因为这可以使生活在几周内恢复正常。这些地方严格的措施得到支持，因为它们使绝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内享有自由。
西方则是恶性循环。如果感染者得不到有效隔离，检测和追踪就没有多大意义；如果有大部分感染者没有被发现，那么隔离也就没有用处。当公共卫生措施无效时，民众对这些措施的遵守必然动摇。
中国人自1月以来的目标就是正确的，因为领导人听取了该国最好的传染病流行病学家的意见。而在西方，许多领导人一直不愿采取坚决的措施。此外，来自科学界内部的异端观点，也会被政客和媒体放大，尤其是当这些观点为政府的不作为辩护时。（作者丹尼尔·法鲁什，乔恒译）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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