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这场旷日持久的农民示威活动远没有结束的迹象。尽管政府对他们驻扎的营地断水、断电、断网，但几千农民依然坚守在德里郊外。最高法院已下令中止三部涉农法案的实施，莫迪政府也表示要对法案进行必要修正，但农民不为所动，仍坚持政府须彻底废除法案。印度农民抗议运动主要组织者之一的迪卡特6日表示，如果政府不废除改革法案，农民示威活动将一直持续到10月2日。可惜他们遇到的是继尼赫鲁之后拥有最高支持率、个性也比前者更强势的领导人莫迪，他如何会轻易退却。
细读三部法案，一部法案澄清了合同农业各方的责任和义务，规范了合同文本应包含的内容；一部法案允许农民自由选择农产品销售渠道和对象，不再仅局限于本邦、本地由政府设立的一级批发市场上的特许中间商；还有一部法案则大幅缩短了政府须予以价格管制的作物名录。总之，这三部新法案最大限度地向私人资本开放了农产品市场，同时，政府也承诺维持现有最低保护价体系不变。
实际上，这三部法案涉及的内容在印度早已有之：2003年政府就出台过一些鼓励合同农业的政策，只是影响不大，除甘蔗作物外，资本对进入农产品生产领域兴趣寥寥；而政府国营的农产品市场购销体系在一些邦不是湮没就是已式微，仅在绿色革命比较成功、粮食生产存在大量剩余的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才发挥着主导作用；至于价格管制清单，因为它是供应短缺时代的产物，在一些农产品类别上政府从来没有、未来也不可能借用行政手段进行价格干预。莫迪何苦要用立法去规范本就存在的事物，而农民又何以对存在已久的事物现在才产生激烈反应？
2019年大选莫迪不仅获得连任，而且还在两院都赢得了显著优势，这意味着他的任何改革想法都能立刻变为议会里的法案。2020年新冠疫情凸显印度经济结构的脆弱性，也令莫迪加快了改革步伐，除了这三部引起关注的农业法案，另有四部涉及劳工法改革的法案也已实施，而劳工法改革一直被视为印度改革最难啃的骨头。莫迪急于要做的就是从法律上消除私人资本的担心。
印度农业基础设施落后，科技水平低，农业人口众多、土地分散、缺乏规模经济，诸多因素造成印度农业生产率低下，农产品剩余少，商品化率不足，大量小农和边际农徘徊在贫困线边缘。要改变这一切，加大对农业的投资必不可少。以政府有限的财力，已经捉襟见肘的补贴政策最多也只能做到“救急不救穷”，而要实现农村经济快速发展，必须通过市场力量引入私人资本，特别是鼓励那些具有更高的科技水平和管理能力以及丰富市场经验的大资本下乡。指望农民自己通过走合作化的道路，最终实现企业化、规模化，那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莫迪还寄望于印度5年后GDP翻一番、达到5万亿美元。因此，也就难怪，这三部法案透着对私人资本的友好。
然而，莫迪恰恰忽视了印度农民对私人资本有着天然的不信任。这固然与印度社会留存的饥荒年代商人囤积居奇的集体记忆有关，也与印度独立以后长期奉行的以国家资本和计划主导的社会主义经济政策有关，但更是因为农民一直以来对自身在官僚和资本面前所处的弱势地位有着清醒认识。印度历届政府都重视农民，尤其是大选前，都表示要为贫困的农民提供更多支持，上台后也确实为兑现承诺出台了不少惠民政策。因为惠民政策只能增不能减，所以政策层层叠叠，到底有多少，官员不清楚，农民就更不了解。又由于政府财政收入有限，赤字规模受到相关法案严格控制，惠民政策真正能落到实处、并一以贯之的实在屈指可数，再加上腐败盛行，这也是为什么虽然印度明明有农产品最低保护价支持体系，有《农村就业保障法案》，有政府减免农民贷款的举措，但每年仍有上万的破产农民自杀。
印度农民为什么反对这三部法案？并不是因为他们对原来国家管控的收购体系十分满意，而是出于一种“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本能反应。如果政府不作为令他们受损，至少他们还有处伸冤，尽管伸冤之路堪比登天；但是面对市场，只要交易公开透明，那么无论什么结果他们都只能承受。然而，公开透明就能保证交易结果是公正的么？如果交易双方权力完全不对等，一方是困在分散土地上的小农，缺资金、缺信息，另一方是手眼通天的大资本，又怎么能保证最终达成的交易是公正的呢？而此时政府已经完全将农业、农民推向市场，市场只会选择强者。失意的农民最后除了责怪自己，还能指望谁呢？
大选为印度带来一位强势的领导人，但也许仅此而已，印度依旧还是那个印度，这个国家从来不缺好的法律，缺少的是有效地实施；农民还是那群农民，没有人关心他们的能力建设，却又想当然地认为他们在市场上能与资本平起平坐。到底是农民太悲观，还是莫迪太乐观了呢？（作者刘小雪是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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