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登政府下的中美关系开局并不顺畅，而由加拿大联合57个国家签署的《反对在国家关系中使用任意拘押宣言》则将中加关系再次置于风口浪尖。随后，2月22日，加拿大下议院投票通过官方反对党保守党的动议，认定新疆存在“种族灭绝”。虽然执政的自由党政府特鲁多总理及其全体内阁成员采取缺席投票的方式，仅留下外交部长在投票时宣称“代表加拿大政府”投下弃权票，但其他自由党普通议员都投下赞同票。加拿大怎么了？中加关系在拜登时期将走向何处？这是自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被扣后美国因素成为中加关系掣肘的重大外交问题。
长期以来，中加关系中的美国因素一直困扰着加拿大的对华政策。作为加拿大唯一的陆上邻国，美国自二战后取代英国地位，成为加拿大“北大西洋联盟”中的铁杆盟友。无论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认同方面，美加“特殊伙伴关系”是不争的事实。但作为国际社会公认的“模范中等国家”，加拿大也并非事事以美国马首是瞻。
冷战期间，在中加小麦贸易问题上，尽管肯尼迪政府屡次动用《外国资产控制条例》，竭力阻止加拿大对华出口小麦，但迪芬贝克总理顶住美国的压力，成为中国三年粮食困难期第一个向中国援助小麦的西方国家。同样，1970年10月中加建交也见证了加拿大独立外交的决心和力量。当年老特鲁多总理“甩开”美国“两个中国”的方案，积极主动推进中加建交。1973年周恩来对来访的特鲁多总理说：“加拿大是70年代首先承认我们的国家，支持我国在联合国中的合法地位，影响很大。”
上世纪90年代初，在美国领导下的西方国家联合制裁中国态势下，加拿大总理克雷蒂安却组织了“加拿大国家队”，与中国开展全方位的贸易合作和科学技术转让，特别是加拿大向中国秦山核电站出售了两个核反应堆，转让庞巴迪民用飞机技术，这是加拿大向中国转让高科技的经典。中加1993-2003年的“十年黄金关系”使得“克雷蒂安是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成为中国高层领导人的共识。鉴此，从历史维度观察，选择扮演美国“提线木偶”不是加拿大的对华政策首选，也不符合加拿大的国家利益。同样，笼统地将美加列为同类，则可能导致加拿大被动选择站在美国立场的事实产生。
中国驻加拿大大使余湛（1983-1986）曾在中加70年代建交初期说：“加拿大不是帝国主义国家，从未占领过中国，从未在中国强行建立通商口岸。你们为我们建造医院和学校，你们的白求恩医生将他的一生献给了中国的革命事业。”
中加民间友好关系一直是中加关系中最大的正资产。二战期间，加拿大红十字会向来访的宋庆龄捐赠了十万加币，也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期间向中国捐出近3000万美元，占汶川地震全部捐款的10%，位八国集团成员国之首。在中国，受“加拿大研究型大学联盟”援助培训的全科医师、律师、媒体人以及农业技术人员等遍及中西部和沿海城市。加拿大的和平主义、国际主义形象深入人心；在加拿大，华人被誉为“模范少数民族”。虽然中加关系在2018年12月后断崖式下滑，但回溯2018年1月到2020年12月三年间的中加贸易，两国贸易并未受到中加官方关系挫折的影响，且贸易额呈缓慢上升趋势，中国处于顺差。
从大历史视角审视中加关系，两国从没有历史积怨和历史问题，但如何管控两国间的突发性事件或危机？如何重建两国关系？
中加关系要朝前走，加拿大需要处理好来自华盛顿的干扰。我们应该重温中加关系的历史，学习老特鲁多、周恩来、克雷蒂安的“大视域观”，走出“受害者心理”怪圈，将两国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福祉置于优先地位。当然，在中加两国都发生巨大变化的今天，双方需要重新学习适应彼此，尊重彼此的发展理念和差异。事实上，中加双方在价值观方面的共性大于差异。加拿大崇尚人权、自由、平等、开放、法治，同样，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也是中国社会主义24字核心价值观。中加双边的“共识和共情”有共建基础。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中国人民对加拿大人民的美好历史记忆是中加友好关系的情感基础，也是两国政治家在过去五十年外交关系中坚持选择以民生为大局的“务实外交”的事实逻辑，更是两国愿意管控两国间意识形态分歧的理论逻辑。我们应珍惜双边悠久的民间友谊和两国长期合作所取得的成就，用审慎的外交手段，智慧对话并实现合作与共存。（钱皓，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加拿大中心主任，教授；中国加拿大研究会会长）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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