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5日是第11个“世界航海日”，7月11日是第17个“中国航海日”。
截至2020年底，中国海运船队运力规模达到3.1亿载重吨，居世界第二位。中远海运集团、招商局集团经营船舶运力规模分别已经达到全球综合类航运企业第一位和第二位。中国已与世界上27个主要的航运国家和地区签署了船员证书认可协议，每年外派船员大概在13万人次左右，居世界前列。
在历史悠久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与世界各地有着长期交往历史，留下了具有历史、科学和艺术价值的丰富史迹。
“苏哈尔号”
带来了亚麻、羊毛
公元8世纪后，阿拉伯人成为印度洋地区最重要的航海者，借助承载量较大的阿拉伯商船，阿拉伯人推动航海贸易发展并成为东西方间中介贸易的重要参与者。
公元9世纪后期，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一书中，详细撰述了自波斯湾到中国广州等地的航线、里程与时间。中国史书《新唐书·地理志》则载录了唐代地理学家贾耽“广州通海夷道”之路线、停泊港及日程，亦即由广州往南海，经中南半岛至印度洋，再到波斯湾的西向航路。
阿曼北部的苏哈尔城，曾是波斯湾和印度洋贸易通道上活跃的贸易中心及港口，在与中国的贸易活动中发挥过重要作用，被称为“中国的大门”。1200多年前，善于航海的阿曼人建造了一艘商船，阿曼航海家阿布·奥贝德从苏哈尔起航，向万里之遥的大唐王朝航行，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成功抵达广州。“苏哈尔号”商船带来了亚麻、羊毛、金属制品、乳香等阿曼特产，运回了中国丝绸、陶瓷、樟脑等物品。随着更多的阿拉伯商船抵达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繁盛顶峰。
郑和宝船
应用仪器导航技术
中国是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起点。秦汉时期，沟通东西方的航道已经出现。宋元时期，仪器导航技术在航海中的应用使航海事业发生了重大变革，成就了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壮举。
司南作为指南针的前身，早在战国就以天然磁石加工成汤勺状的形态出现。宋代，指南针有钢铁人工磁化的指南鱼、水浮针以及嵌有磁石的木制指南鱼和指南龟等。最迟到南宋，指南浮针已发展演变为水浮式磁罗盘，即针盘。到了元代，针盘经广泛应用与经验数据积累，形成了一套航行转向针点位轨迹，而这些点位轨迹的集合，称为针路，也即针位航路。
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郑和率领百余船、2.7万余人组成的庞大船队，7次远航西洋，访问了亚、非多个国家和地区。
郑和船队之大、人数之多、航程之长、时间之久在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十分罕见。为了保证航海安全，郑和船队配有专业航海人员，综合应用多种航海技术。其中，《郑和航海图》开启了明文记载具有航迹推算与修正技术意义的针路，集古代中国针路航海技术之大成。
“海丝”史迹塑造
民众的价值认知
海上“丝绸之路”的文化遗产塑造着沿线国家和地区民众的价值认知。
20世纪70年代，阿布·奥贝德远赴中国时的古船被仿制出来，采用阿曼传统造船技艺，不使用一根铁钉，以椰棕搓成的绳子将造船用的木板连结起来。这艘船被再次命名为“苏哈尔号”。
1980年11月，“苏哈尔号”沿着古代阿拉伯航海家开辟的航线，经印度洋，穿过暗礁遍布的马六甲海峡驶向中国，在航行近6000海里后于次年7月抵达广州。
1995年，广州在洲头咀公园内铸成纪念碑，铭刻着“苏哈尔”三桅木帆船的图案，标记着“1980，苏哈尔号，马斯喀特—广州”的字样。“苏哈尔号”后来被运回阿曼首都马斯喀特，安置在显著位置，供民众参观并作为阿曼航海史上的“纪念碑”以及两国友谊的象征。
郑和下西洋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产生了深远影响，陈列在斯里兰卡国家博物馆的《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便是一个明证。石碑的铭文体现了明朝皇帝及郑和本人与沿线国家和地区开展和平对话的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包容性和世界性。
当时，东南亚、南亚、西亚、非洲的国家和地区非常向往中华文明，郑和能与那里的民众平等相待，让中华文明深入人心，使中华礼仪和儒家思想、历法、度量衡制度和农业技术、制造技术、建筑雕刻技术、医术、航海造船技术等在这些地区得到广泛传播。直到今天，东南亚地区还流传着许多关于郑和的故事，保有与其相关的建筑，如在马来西亚有三宝山、三宝井，在印尼有三宝垄、三宝庙。
海上“丝绸之路”是一条文明交流互鉴之路。2020年，中国与马来西亚联合申报的“送王船——有关人与海洋可持续联系的仪式及相关实践”项目，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评审通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让国际社会再次直接体会到海上“丝绸之路”作为跨国、跨地区活态遗产的重大现实意义。随着更多“海丝”沿线文化遗产得到保护利用，人们可以更为深刻地感受到“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
（闵 捷，作者单位：上海外国语大学丝路战略研究所）
《 人民日报海外版 》（ 2021年07月12日 第 11 版）
责编：吴正丹、孟庆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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