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离特朗普上任已经四年半了，他的上任标志着美国对华进攻的开始。拜登担任总统的前六个月，美国的反华立场仍在延续。这支持了这样一个论点，即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转变，远不是特朗普的某种怪癖，实际是深深扎根于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我们不应对此感到惊讶。美中从1972年到2016年共44年的良性合作期，有两个主张支撑着美方：第一，中国的经济崛起永远不会挑战美国的经济优势；第二，随着中国的现代化，它不可避免会西化并最终成为西方民主国家。到2016年，很明显这两个假设都被证明是错误的。中国的经济已经在追赶美国；中国的政治体制远未出现西化迹象，仍然具有鲜明特色，能够取得非凡成果，并且越来越受欢迎。
面对这种情况，美国认为，与其将中国视为一个相对温和的伙伴，不如将中国视为对其全球主导地位的威胁，并想方设法对它进行遏制、削弱和破坏。美国此前从未将中国视为对自身世界第一地位的威胁，在其整个历史上也从未如此。我们不应低估世界第一对美国认同感的重要性。自1945年以来，这一直就是美国国民身份认同的基石。这就解释了为什么美国针对中国的转变在美国国内得到一致支持，以及为什么我们应该预期这一阶段会持续很长时间，至少是20年，甚至更长。然而，美国面临的问题是，它在世界上的地位，相对于中国，相对于更广阔的世界，只会变得更弱，正如我们在本世纪已经以戏剧性方式看到的那样。美国的“世界第一”地位根本无法继续，让美国接受这一点将是一个非常痛苦、充满冲突和旷日持久的过程。
我们应该如何描述美中关系始于2016年的这一新阶段？在西方，它通常被称为“新冷战”。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明白为什么这种说法在美国很受欢迎，因为美国赢得了冷战。事实上，这是他们真正赢得的最后一件事。把这个阶段称为“新冷战”给人一种错觉，即认为它与冷战相似或相同，并将以同样的方式结束。这一切都不是真的。苏联甚至从来都不是美国经济上的对手，而中国在经济上已经与美国持平。冷战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把世界分成两个封闭对立的集团。相比之下，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经济，它不能从全球经济中被剔除，中国在世界各地的大量贸易伙伴将使这种排斥成为不可能。军事竞争是旧冷战的另一个显著特征，但现在已经不是这样。同样，意识形态分裂在第一次冷战中至关重要，而现在已经不那么重要，诸如此类。
如果这不是新冷战，那又是什么？我们正在目睹中美之间的新型竞争，这种竞争是全面的，涉及面非常广泛，包括经济、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治理和领导力、社会包容性、与发展中国家的关系、气候变化和流行病。关键是，哪个国家，美国还是中国，在 21 世纪对世界最有益。两国的历史当然完全不同，一个植根于民族国家和帝国扩张，另一个则是植根于数千年历史的文明国家。这方面的差异很少被讨论，但这是美中竞争性质的基础。这让我想到第一次冷战和现在的较量之间的最后一个区别：前者是摩尼教传统中的二元冲突，最终结果是赢家和输家，而如今这场比赛将不一样。一个国家，我相信是中国，将占上风，而任何解决方案的关键将是中美形成一种新的关系。
这一切的后果将是什么？我想说两点。首先，我们应该做好长期准备。这个阶段很可能至少会持续20年，但如果是40年，我们也不应该感到惊讶：毕竟，美中关系的良性阶段持续了44年。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始终从战略角度思考问题，永远不要让眼前掩盖未来。在2019-2020年的热潮中，当中国受到特别残酷的攻击时，针锋相对似乎变得司空见惯，长期视角的至关重要有时变得模糊不清。赢得人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这让我想到了我的第二点。在第一次冷战中，世界被分成两个阵营，并且不可挽回地极化。现在不是这样，以后也不会变成这样。即使是有可能被称为西方集团的（北约、“五眼联盟”、美国、欧盟等）也不是一个集团。当然也没有中国集团，中国也不寻求建立一个集团。换句话说，与第一次冷战不同，世界上的很多地方，事实上大部分都是相对无派别的和思想开放的。拿欧洲来说，它肯定与美国不在同一个位置上，它从民众和机构层面上都在远离美国。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要改变美国的舆论是非常困难的，欧洲却并非如此。中国必须找到与欧洲民众接触的新的和更好的方式：关键词应该是“倾听、接触和对话”。（【英】马丁·雅克，作者是英国剑桥大学高级研究员）
责编：吴正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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